摘要: 前沿文献认识到数字金融对减污或降碳的重要性,却并未厘清其对减污降碳的协同影响,也未识别出国家环境治理“强问责、达底线”所引发的地方环境约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本文系统阐释了二元环境约束下数字金融赋能减污降碳的内在机制,并基于2011—2021年中国27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技术等做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在切实降低城市碳排放的同时,也能有效减少PM_(2.5)浓度,即数字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协同减排效应,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赋能的减污效应强于降碳效应,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积极作用仅出现在城市减污过程中,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只对城市降碳具有正面冲击;数字金融不仅能为城市环境治理直接协同赋能,还可通过提高能源效率、驱动产业升级与激发绿色创新来间接助力减污降碳。进一步基于二元环境约束新视角的分析表明,在减污约束和降碳约束调节下,数字金融发展的减污降碳效应呈现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演化特征;二元环境约束的调节机制存在空间差异,东部、中部地区选择较为严厉的降碳约束策略为宜,而东部、西部地区则应采取较为激烈的减污约束策略最佳;现阶段二元环境约束虽总体有利于数字金融与城市减污降碳的协调发展,但减污约束的正向调节效果呈现“中部>西部>东部”的阶梯化异质特征,降碳约束的积极作用仅体现在东部地区。以上发现为二元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科学利用数字金融工具,统筹推进“双碳”战略与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战,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V1] | 2024-10-08 15:16:37 | PSSXiv:202410.00679V1 | 下载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