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提交时间： 2024-09-07
摘要：二十四史代表着官方和社会正统的观点与态度，其中的《方技传》等内容，不但记载了众多的医师生平和行医事迹，反映了传统医学取得的辉煌成就，如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高超的医术和独具特色的诊疗方法等，而且也反映了它外科学不发达、医疗方法不够严谨、传承方式保守落后等自身的短板和缺陷。同时，这些记载还反映了传统医学在古代社会受到轻视、医师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医术被视为微末小道等问题。以二十四史作为观照，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医学的价值和角色地位。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近代以来，受国际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包括福建在内的中国茶叶贸易由盛转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福建省政府为振兴茶业，从管控茶叶仓储组织入手，逐步改革茶叶运销。福建茶叶仓储组织经历从商办宁昌茶仓到官商合办福州第一茶仓，再到官办茶仓管理所的演进过程。在此进程中，原本主要经营仓储业务的茶仓，逐步增加茶叶检查、调剂金融、稽核茶税等行政职能，成为一个兼具营利组织和管理机构双重性质的组织。福建省政府借此形成独特的茶叶运销改革路径，即以管控茶叶运输与仓储为基础，开展茶叶检查与茶税稽核等工作，并逐渐介入茶业金融，这为其进一步统制茶叶运销奠定基础。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省政府为响应国民政府以“统制”为核心的经济备战政策，组建福建企业公司作为本省工业统制体系的中心。在省政府干预下，战时福建企业公司采取了集中控制、自给自足和收缩组织三大战略，并对企业组织和人员实施强力管控。尽管福建企业公司在战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选择和组织调整，希望谋求长久发展，但受困于工业过度商业化和保障地方民生的负担，企业出现工不如商、亏损严重以及依赖特权的发展困境，以至于在战争结束后，失去地方政府支持的福建企业公司迅速衰落。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1942年“四行”专业化，中国农民银行成为唯一办理农田水利贷款的国家级金融机构。中国农民银行办理大型和小型农田水利贷款的贷放业务有所不同：大型农田水利贷款由中国农民银行贷放八成或九成，其余由行政院水利委员会或水利部配贷，以省政府为贷款对象，省属水利机关为工程承办机关，向受益业主征收水费作为分期偿还本息的来源；小型农田水利贷款以民力自办为主，不足经费则由中国农民银行贷款八成，农林部配贷二成垫头，且由行方与农林部负责工程督导等事宜，贷款对象主要为合作社，按照合作放款利率计息。中国农民银行农田水利贷款对于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种植效率、增加地值和增产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存在农田水利贷款区域差异显著、贷款数额不敷实际费用、还贷困难造成贷款循环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近代中国的电报建设深受市场空间格局的影响。电报的发端、发展乃至电报网络的形成与不断加密，多是循着商道及商业市镇渐次推进，即是明证。从深层次看，此乃商业贸易需求对电报这种现代信息技术之驱动使然。而各商道及商业市镇一旦为电报网络所覆盖，信息便实现即时性传播，十分有利于商品流通与资本配置的有效调节，进而促进区域性市场发展乃至全国性市场的培育。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之所以能够出现“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抗战前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出现所谓“黄金十年”，除既存研究所作的各种诠释外，电报网络的构建，提供了较有力的信息技术支撑与保障，当是不可或缺的造因。凡上，以一个案领域提示出信息化在市场空间拓展与市场经济运行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重大价值。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数字化发展，历史上的人口数据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与当今通过人口普查获取数据不同，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尚未能开展覆盖全域的人口普查。由于人口数据缺失，中国“国民所得”估算者只得选取来源不一的人口数据。人口数据由此成为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成果被诟病的因素之一，这同时折射出中国近代人口数量问题的复杂性。基于“国民所得”人口数据考察中国近代人口数量问题，既能够增进相关问题的社会历史分析深度，还可以为当前合理运用包括人口数据在内的历史数据提供参考。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地丁税是清中前期最重要的财政收入，而系统性的数据尚不多见，前人研究多集中使用梁方仲先生整理的《嘉庆一统志》所载数据。不同年代的《缙绅录》中也收录了不同层级的地丁税数据，并随时更新，这些线索在朝鲜使臣《燕行录》中也有所体现。通过比对《程赋统会》和方志等其他史料，有几点发现:首先，自康熙年间至乾隆中期，至少有四个不同时间断面的数据大致可用；其次，伴随官员调动和政区调整，县级地丁税数额也随之修订更新；再次，从数据质量来看，县级数据整体上应优于府级和省级。考证结果提醒量化史学者关注该系列史料。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铅书》“永平采作之法”的内容为南宋吴绍古所撰，是关于铅山县绍熙元年至庆元四年间某年矿冶生产的撰述。该撰述最早出现在吴绍古所著铅山县志《永平志》，其成书时间不迟于嘉泰四年，但后来又有增修而书名不改，形成初版和增修版，而且后者包含了前者的内容，《铅书》所引是出自《永平志》初版或是增修版中初版的内容，目前尚无法判断。该撰述对宋代矿冶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可增进对铅山县各类矿冶生产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可补缺与阐释宋代矿冶生产技术资料，另一方面可深化对宋代矿冶诸问题的认识。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秦及汉初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质”，是交易者买卖奴婢、马、牛等之前，市场管理机构核查买卖物之权属，以防止其为盗窃、劫掠所得的程序。“质”不但是官府对民众财产所有权及其转移进行监管的方式，而且具有打击犯罪的功能。官私之间、私人之间在进行大宗物品交易时，必须进行“质”，否则以“不质律”论处。“质”的一般方法，是由市亭、市舍向交易者居住之乡、里进行调查，乡、里提供“质书”即权属证明，市亭、市舍据此进行核验。跨地买卖之“质”，交易者需携带“质书”，由出卖地之县的市亭进行核验。官私买卖中的“质”，还需要“虚质”，即将“质”暂时空置不办，当场完成交易后再在规定时限内补办。官府在进行“质”时需要收取“手续费”，即“质钱”。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海疆政策如何施行，对清代社会经济特别是沿海贸易的发展变化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清代初期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沿海贸易一度几近禁绝。康熙开海后，社会经济复苏，沿海贸易得到初步发展。时至清代，豆已兼具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双重属性，在经济社会生产中具有更突出的地位和更广大的需求。豆在山东、奉天等地广泛种植，但豆货的海运贸易在开海后仍受严格限制。乾隆以后，在官民的不断呼吁下，豆禁才一步步解除。作为清代沿海贸易中最主要的北方商品，豆禁的解除有力推动了沿海贸易尤其北洋贸易的发展，使其迎来开埠前发展的最繁荣阶段。这种发展繁荣不但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商品、商船数量增长上，也体现在海关关税、沿海城镇的变化中。本文考察了清代前中期豆货政策的调整变化与沿海贸易间的关系，对其形成若干基本认识：清政府能够依据社会实际需求的变化调整其政策；政策往往不能一体适用、全面推广，而是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予以不断调整；沿海贸易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推动了清政府政策的变化调整，而政策的变化调整则直接影响了沿海贸易乃至社会经济发展。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中国自明至清是否存在“斯密型增长”？该文作者是否定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与斯密理论所得以产生的英国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的中国经济与英国经济也是完全不同的。所谓“斯密型增长”的说法无视欧洲各国数百年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法律、宗教的系统性的资本主义转型，抓住市场这一点而不及其余，作了非理性的比较。明至清前期的中国市场，其实并不值得大肆渲染。人口的增加放大了市场，赋税和租佃制度也对市场有巨大的影响力。近代市场发生颠覆性重建，由原先主要满足人们的衣食互补需要转变为主要满足西方国家对华贸易需求，由主要对内转变为主要对外。上海、汉口、天津等新的经济中心城市也以更新迭代之势生成。近代中国市场的运营方式，包括运输工具、通讯方式、销售方式、融资方式等都发生了转换。但这个市场仍不可能单独整合完善，整个国家的历史航程决定了它的沉浮和走向。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陈嘉庚是一位在中国和东南亚都享有盛名的华人领袖，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无论在商业、文化教育，还是社会政治等不同领域，他都有很大的成就和贡献，陈嘉庚精神也一直延续至今，在不同国家发挥着影响力。关于陈嘉庚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但这些研究多数集中在陈嘉庚于某一区域或领域的活动及贡献，较少论及其如何通过跨区域或领域的活动，互为辅助，发挥更大影响力。该文从陈嘉庚的生平、贡献及其精神传承三个方面，分析陈嘉庚在不同区域或领域的跨界性，并引入跨界亚洲的概念，将跨界研究与陈嘉庚研究相结合，探讨陈嘉庚的跨界轨迹，希望为学界研究陈嘉庚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大企业范式”始终在企业史学界居于统治地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小企业的价值逐渐被发现，但企业史领域对小企业的有限关注亦仅止于小企业群体，对个体小企业的研究相对薄弱。以潘燕然«小商人日记»为中心，对其经营的小商店“求知社”进行细致考察，发现:潘燕然是一个不平凡的店主，小商店亦“微而不凡”。创店不久，求知社短暂陷入困局，随后迅速进入平稳发展状态，饼干等业务甚至不逊色于大公司，惜止步于抗战。小商店以不二价为中心的声誉管理，寓友于商的顾客策略，视店伙为“财神”的人事管理，以及诸多日常精细化管理措施，决定其存续期间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清末国家币制改革放弃金本位、实行银本位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但这是从结果出发的认知，而非历史真像。基于基础史料，从历史发展过程出发，可以发现清朝没有放弃实行金本位，更是将其定为币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只是由于金本不足，朝廷将统一银币、实行银本位作为战术过渡。战略和战术在权力更迭中逐步得到制定并调整，却因政权灭亡戛然而止。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苗有几何？民又几何？民、苗又为何？由于“民苗分治”和“苗界”不入编审，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黔东南“苗疆”六厅的户口在清政府奏报中存在严重漏记。论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清代奏折档案及出版的汇编资料，根据清代黔东南苗疆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讨论各朝所统计的户口实质和人口数量。清代初次稽查发生于雍正年间招抚苗寨之时，雍乾起义后清查绝户田产时进行了再度稽核，乾隆朝起便不再编查苗寨居民而只编查屯堡民户，道光后又增加了对苗寨内客民的编查。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伴随着总人口和民族人口的变化，黔东南六厅，苗、屯、客等户籍身份和汉、苗民族身份混杂并。随着这些多重身份人群杂处时对彼此生存空间的侵占所带来的矛盾，咸同苗民起义爆发ꎬ造成极为严重的人口减损。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明清时期地方志中的畲族以“刀耕火种”的游耕经济形式为人所知，但明清时期的畲族契约、账簿等文书资料，却展现出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图景。福建屏南巴地村，来源于明代设置此地的“包地屯”，该村蓝氏畲族形成了以定居农耕为主的经济形式。对巴地村蓝氏数十份土地契约和家族账簿的分析，可以看到巴地村蓝氏定居该地的契机来自明代军屯的设置，在清代，其土地交易和赋役承担情况已经与周边汉族村庄基本一致。从经济模式来看，巴地畲族已经深深地融入东南汉族社区中ꎬ经济层面的融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底层逻辑。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在明代基本普及的基础上，江汉平原的棉花种植在清代逐渐发展成为大田作物，越来越多的田地成为专种棉花的棉地、花地。与此相应，棉花的省内外贸易更加引人注目。天门岳口熊氏商家具体、详实的棉花经营记录表明，不同规模的花庄、花行以及个体商贩，活跃在乡村集市和不同层级的市镇。他们交易的棉花是本地产品，但并非自己的生产品，而是来自市场交换的商品。棉花不仅是“鄂民生计之一大宗”，亦构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棉花产销两旺的兴盛景象，也为进一步深入思考诸如长距离贸易的性质、市场激励原理及明清农民经济行为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元明时期浙江宗族的发展轨迹显著地带有国家和区域历史的烙印。宋元易代之际，金庭王氏通过依附元军、结交赵孟頫进而跻身军功家族。至明前中期，核心成员受政策影响，相继谪发卫所，旁支则通过粮长之职扩充土地，发展为士绅家族。明中叶以降，功名人数占据优势的士绅家族主导了宗族话语权。在上述过程中，明前中期与中后期的族谱编纂及祖先祭祀等方面的特征变化体现了家族权势转移与地方发展的路径关联。宗族整合的历程虽然体现出家族精英掌握着对祖先历史解释与塑造的权力，但也呈现了其深受现实背景乃至历史传统的约束。金庭王氏的案例说明，深受国家走向影响的多场家族活动持续推动着渐趋体系与规模的祖先认同与宗族祭祀的变迁，而这既促进了宗族建构的过程，同时又对宗族整合产生了难以直接逾越的路径依赖影响。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自唐中期到宋初以来，泉州逐渐崛起为著名的海港城市，吸引了南海诸蕃国、西亚、东非甚至欧洲的商人到来，这些商人被当时的泉州人称为“黑白蕃”。黑蕃商主要来自今东南亚诸国、南亚次大陆印度洋沿岸国家、东非国家；白蕃商主要来自今天阿拉伯半岛海湾各国、中亚部分国家、小亚细亚、北非、西班牙南部等地。他们开辟了到达泉州的海洋航线，开展海洋贸易，为包括泉州人在内的中国人运来香药、纺织品，也从中国输出瓷器等各种生活器具、丝绸、漆器、金属器皿等。一方面为宋朝统治者提供了高级香药、珠宝等奢侈品，另一方面也为宋朝提供了一些财政收入。宋朝泉州黑白蕃商是10—13世纪海洋贸易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也是宋元时期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建设者和践行者。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北宋交子和清代庄票分别作为中国两期纸币时链的开端，都是商户开具的票据在“钱荒”逼迫条件下向货币进行的转化，可以说都是在“钱荒”逼迫下的民间金融创新。性质上都是代用货币，是对当时既存货币体系的补充。北宋交子、清代庄票虽然都是利用当时中国商人社会内部的信任机制发展起来，但是这种信任机制也要不断适配经济活动所需。两个时链期官府对纸币发行和流通都有介入，这种官府的介入对纸币信用扩大确有成效；但是官府对纸币的介入往往会成为官府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又会伤害纸币信用，使得中国纸币时链的历史发展与官民矛盾深深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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