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24
摘要：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已经完善、稳定，然而明代中后期的士人以及官员对科举身份功用的认识却发生了诸多变化。在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入仕治国在明代前期是科举身份的首要功用。然而到了晚明，入仕治国不再成为科举身份的主要作用，科举身份的作用逐渐多样化。这一转变不仅仅是科举考生主观心态的变化，更是社会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客观条件变迁的体现，并对国家机器的运行、地方基层的治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明一代，广东地区的中举人数较前朝大幅增多，他们对科举的态度十分复杂多样，正反映了晚明科举身份功用的多样化。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23
摘要：薛祥是明初的一个高级官员，然而明初的史传对其记载多偏负面而不见褒扬。随着明中后期私家修史风潮的出现，薛祥形象开始变化，被塑造成忠臣、直臣。卒至清修《明史》，所呈现出来的薛祥形象已与明初截然不同。这种形象塑造背后牵涉着地方人士的溢美、时代背景的烙印、政治环境的变化等诸多因素。对薛祥形象在明清的变迁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探究明清历史书写的复杂背景。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23
摘要：长期以来，“廷杖”作为有明一代著名的“酷政”与“秕政”，融入了人们对明代皇权专制与明代政治生活的印象中，成为明朝的“污点”之一。由果推因，“廷杖”起源于明太祖朱元璋的说法亦渐成“常识”，为学界和民间所默认。这种说法的来源大抵上基于《明史·刑法志》的论断。但若加推敲，则会发现该观点的立论证据不足，值得我们予以更多思考和探研。也应以此为切入点，重新思索文本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和区别。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11 合作期刊: 《邯郸学院学报》
摘要：东周时期赵国和白狄的融合属于地区性的民族融合，为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目前，赵国和白狄的互融路径尚不清晰。本文运用二重证据法，揭示两者融合的路径主要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观念五个方面。两者政治融合主要通过互相之间的婚姻、人才交流、朝聘会盟三种方式达成。军事融合主要是赵国开地于胡狄之乡的兼并战争。除鲜虞营救范、中行氏及中山引水围藁等少数冲突外，白狄多是被动的防御战争。双方经济融合主要表现在货币形态多样化方面。白狄原流通刀币，赵国原流通布币，两者货币形态都从单一进化为刀、布并行。两者文化融合多姿多彩，主要呈现在：华夏衣裳和胡狄之服杂糅，赵国和白狄墓葬葬俗趋同，狄族尚武之风和赵国侠义之气融汇为勇武慷慨之燕赵风气以及中山国墓葬随葬品的华夏化。两者的观念融合是双向的。在赵国等华夏诸国的影响下，中山国逐渐接受了仁义、天命、国家、儒术治国等华夏理念。赵国也借鉴狄族的治军方法，实行胡服骑射。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地丁税是清中前期最重要的财政收入，而系统性的数据尚不多见，前人研究多集中使用梁方仲先生整理的《嘉庆一统志》所载数据。不同年代的《缙绅录》中也收录了不同层级的地丁税数据，并随时更新，这些线索在朝鲜使臣《燕行录》中也有所体现。通过比对《程赋统会》和方志等其他史料，有几点发现:首先，自康熙年间至乾隆中期，至少有四个不同时间断面的数据大致可用；其次，伴随官员调动和政区调整，县级地丁税数额也随之修订更新；再次，从数据质量来看，县级数据整体上应优于府级和省级。考证结果提醒量化史学者关注该系列史料。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铅书》“永平采作之法”的内容为南宋吴绍古所撰，是关于铅山县绍熙元年至庆元四年间某年矿冶生产的撰述。该撰述最早出现在吴绍古所著铅山县志《永平志》，其成书时间不迟于嘉泰四年，但后来又有增修而书名不改，形成初版和增修版，而且后者包含了前者的内容，《铅书》所引是出自《永平志》初版或是增修版中初版的内容，目前尚无法判断。该撰述对宋代矿冶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可增进对铅山县各类矿冶生产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可补缺与阐释宋代矿冶生产技术资料，另一方面可深化对宋代矿冶诸问题的认识。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秦及汉初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质”，是交易者买卖奴婢、马、牛等之前，市场管理机构核查买卖物之权属，以防止其为盗窃、劫掠所得的程序。“质”不但是官府对民众财产所有权及其转移进行监管的方式，而且具有打击犯罪的功能。官私之间、私人之间在进行大宗物品交易时，必须进行“质”，否则以“不质律”论处。“质”的一般方法，是由市亭、市舍向交易者居住之乡、里进行调查，乡、里提供“质书”即权属证明，市亭、市舍据此进行核验。跨地买卖之“质”，交易者需携带“质书”，由出卖地之县的市亭进行核验。官私买卖中的“质”，还需要“虚质”，即将“质”暂时空置不办，当场完成交易后再在规定时限内补办。官府在进行“质”时需要收取“手续费”，即“质钱”。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海疆政策如何施行，对清代社会经济特别是沿海贸易的发展变化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清代初期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沿海贸易一度几近禁绝。康熙开海后，社会经济复苏，沿海贸易得到初步发展。时至清代，豆已兼具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双重属性，在经济社会生产中具有更突出的地位和更广大的需求。豆在山东、奉天等地广泛种植，但豆货的海运贸易在开海后仍受严格限制。乾隆以后，在官民的不断呼吁下，豆禁才一步步解除。作为清代沿海贸易中最主要的北方商品，豆禁的解除有力推动了沿海贸易尤其北洋贸易的发展，使其迎来开埠前发展的最繁荣阶段。这种发展繁荣不但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商品、商船数量增长上，也体现在海关关税、沿海城镇的变化中。本文考察了清代前中期豆货政策的调整变化与沿海贸易间的关系，对其形成若干基本认识：清政府能够依据社会实际需求的变化调整其政策；政策往往不能一体适用、全面推广，而是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予以不断调整；沿海贸易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推动了清政府政策的变化调整，而政策的变化调整则直接影响了沿海贸易乃至社会经济发展。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6 合作期刊: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摘要：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4 合作期刊: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 ？ 族是商周时期的大族，传世青铜器众多.族青铜器分布范围广泛，记载了众多历史事实。以辽西地区出土的？方鼎为例，通过对其铭文进行释读，与同期族青铜器进行比较，并结合商代甲骨卜辞文献，可以对？方鼎铭文隐含的相关问题进行探析与解读。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4 合作期刊: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 清华简《系年》中有许多内容可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其与《春秋》经传多有差异，《系年》中有关春秋后期战争及国际局势的记载说明向戌弭兵后,晋国作为“盟主”，依旧掌握着外交上的主动权，但因地缘以及政治因素使其最终走向衰落，楚国由于失去齐、秦二国的帮助,加上吴、晋二国的步步紧逼，几近亡国。随着春秋初年义利观的瓦解，小国谋求独立自主的倾向开始加强，并试图摆脱寄人篱下的国际地位，由此最终推进了战国时代的到来。吴越间的争霸战争不能作为判断战国起始年的依据，战国的起始年应为公元前403年。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4 合作期刊: 《临沂大学学报》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临沂既是山东也是全国的人才高地。在录入《山东历史人物辞典》的魏晋南北朝历史人物中，临沂人占比接近60%。这一时期的临沂籍人才表现出人才密集、杰出人物多、以家族式集团出现、文化领域人才多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良好的社会条件奠定了人才盛出的社会基础，二是文化教育在世家大族中传承不坠，三是九品中正选官制度维系了世家大族的利益。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4 合作期刊: 《临沂大学学报》
摘要：刑科题本呈现了山东人的生活方式，冬装有蓝布棉袍与棉袄、白布小褂与单袜、青布鞋，夏装有蓝布褂、裤、祫袜、梭布鞋。小麦、谷子及杂粮是山东主要粮食作物，米、面是主要食物。普通民众居住平房，富裕之家居住瓦房，贫穷之家则住草房。宅基地纠纷较多。外出住宿有歇店，出行或骑驴。吸烟成俗，经营烟店售卖，烟的交易因赊欠引发纠纷。赶集是日常行为，市集物品交易之地，有多种匠人生产出售产品。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清末国家币制改革放弃金本位、实行银本位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但这是从结果出发的认知，而非历史真像。基于基础史料，从历史发展过程出发，可以发现清朝没有放弃实行金本位，更是将其定为币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只是由于金本不足，朝廷将统一银币、实行银本位作为战术过渡。战略和战术在权力更迭中逐步得到制定并调整，却因政权灭亡戛然而止。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苗有几何？民又几何？民、苗又为何？由于“民苗分治”和“苗界”不入编审，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黔东南“苗疆”六厅的户口在清政府奏报中存在严重漏记。论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清代奏折档案及出版的汇编资料，根据清代黔东南苗疆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讨论各朝所统计的户口实质和人口数量。清代初次稽查发生于雍正年间招抚苗寨之时，雍乾起义后清查绝户田产时进行了再度稽核，乾隆朝起便不再编查苗寨居民而只编查屯堡民户，道光后又增加了对苗寨内客民的编查。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伴随着总人口和民族人口的变化，黔东南六厅，苗、屯、客等户籍身份和汉、苗民族身份混杂并。随着这些多重身份人群杂处时对彼此生存空间的侵占所带来的矛盾，咸同苗民起义爆发ꎬ造成极为严重的人口减损。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明清时期地方志中的畲族以“刀耕火种”的游耕经济形式为人所知，但明清时期的畲族契约、账簿等文书资料，却展现出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图景。福建屏南巴地村，来源于明代设置此地的“包地屯”，该村蓝氏畲族形成了以定居农耕为主的经济形式。对巴地村蓝氏数十份土地契约和家族账簿的分析，可以看到巴地村蓝氏定居该地的契机来自明代军屯的设置，在清代，其土地交易和赋役承担情况已经与周边汉族村庄基本一致。从经济模式来看，巴地畲族已经深深地融入东南汉族社区中ꎬ经济层面的融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底层逻辑。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在明代基本普及的基础上，江汉平原的棉花种植在清代逐渐发展成为大田作物，越来越多的田地成为专种棉花的棉地、花地。与此相应，棉花的省内外贸易更加引人注目。天门岳口熊氏商家具体、详实的棉花经营记录表明，不同规模的花庄、花行以及个体商贩，活跃在乡村集市和不同层级的市镇。他们交易的棉花是本地产品，但并非自己的生产品，而是来自市场交换的商品。棉花不仅是“鄂民生计之一大宗”，亦构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棉花产销两旺的兴盛景象，也为进一步深入思考诸如长距离贸易的性质、市场激励原理及明清农民经济行为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元明时期浙江宗族的发展轨迹显著地带有国家和区域历史的烙印。宋元易代之际，金庭王氏通过依附元军、结交赵孟頫进而跻身军功家族。至明前中期，核心成员受政策影响，相继谪发卫所，旁支则通过粮长之职扩充土地，发展为士绅家族。明中叶以降，功名人数占据优势的士绅家族主导了宗族话语权。在上述过程中，明前中期与中后期的族谱编纂及祖先祭祀等方面的特征变化体现了家族权势转移与地方发展的路径关联。宗族整合的历程虽然体现出家族精英掌握着对祖先历史解释与塑造的权力，但也呈现了其深受现实背景乃至历史传统的约束。金庭王氏的案例说明，深受国家走向影响的多场家族活动持续推动着渐趋体系与规模的祖先认同与宗族祭祀的变迁，而这既促进了宗族建构的过程，同时又对宗族整合产生了难以直接逾越的路径依赖影响。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自唐中期到宋初以来，泉州逐渐崛起为著名的海港城市，吸引了南海诸蕃国、西亚、东非甚至欧洲的商人到来，这些商人被当时的泉州人称为“黑白蕃”。黑蕃商主要来自今东南亚诸国、南亚次大陆印度洋沿岸国家、东非国家；白蕃商主要来自今天阿拉伯半岛海湾各国、中亚部分国家、小亚细亚、北非、西班牙南部等地。他们开辟了到达泉州的海洋航线，开展海洋贸易，为包括泉州人在内的中国人运来香药、纺织品，也从中国输出瓷器等各种生活器具、丝绸、漆器、金属器皿等。一方面为宋朝统治者提供了高级香药、珠宝等奢侈品，另一方面也为宋朝提供了一些财政收入。宋朝泉州黑白蕃商是10—13世纪海洋贸易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也是宋元时期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建设者和践行者。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北宋交子和清代庄票分别作为中国两期纸币时链的开端，都是商户开具的票据在“钱荒”逼迫条件下向货币进行的转化，可以说都是在“钱荒”逼迫下的民间金融创新。性质上都是代用货币，是对当时既存货币体系的补充。北宋交子、清代庄票虽然都是利用当时中国商人社会内部的信任机制发展起来，但是这种信任机制也要不断适配经济活动所需。两个时链期官府对纸币发行和流通都有介入，这种官府的介入对纸币信用扩大确有成效；但是官府对纸币的介入往往会成为官府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又会伤害纸币信用，使得中国纸币时链的历史发展与官民矛盾深深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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