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哲学 >> 伦理学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11-06 合作期刊: 《管子学刊》
摘要:构建河流伦理话语,既可深化人们对人类与河流之间关系的认知,又会改变人类与河流的相处模式。 构建中国河流伦理话语,不仅要关注现实河流开发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也要从古代河流开发与治理尤其是黄河开发与治理的措施中汲取经验教训,让河流伦理不再停留于抽象的表述,而是化为具体的案例,并且在历史经验的指引下,坚定河流伦理所追求的目标———人与河流和谐相处。 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先民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模式的主要试验场,并在黄河开发与治理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对整个中国甚至是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深度挖掘黄河治理与黄河文明中的实践智慧,结合河流开发与治理之于黄河文明的重要意义,探讨中国河流伦理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与基本内容,可为世界河流伦理的话语构建贡献中国力量。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10-29 合作期刊: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尚书·吕刑》主旨,《书序》说是吕侯为穆王训夏赎刑,然全篇并无夏朝痕迹,所记为从蚩尤、三苗、伯夷以来,社会从暴政走向刑法、德刑的大脉络,当属周人所述先秦司法史。篇名犹言“吕侯说刑”,前半篇论刑之渊起,揭示三苗“德刑”之伪。后半篇论如何建设真德刑,涉及德之缘起、学理、结构、价值等大本大原问题,以及审案程序、疑赦从宽、典狱守则等操作规范,足见周人德刑思想的体系已在理论与制度层面上成立,其深意则是为刑安装“准星”,使之能精准除恶,故反复论德,而未渲染如何用刑。《吕刑》所谓德刑,并非儒家之德与法家之刑的简单相加,而是“德之刑”,犹同篇所言“祥刑”。各国皆有刑,而以德字加诸刑字之上,强调刑必须在德的指导下使用,则为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所特有。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分类: 法学 >> 法律史 提交时间: 2024-10-24
摘要:宋初地方官制一体沿袭唐末五代,故既有盛唐之旧制,又有藩镇割据对地方人事侵越之遗风。元丰改革后,宋中央行政官制大体回归三省六部体例,而于州县官制则尚未顾及,“独选人官称未正”,仍实行幕职、诸曹双系统官制。宋徽宗时为改变地方官制中名实混淆、升迁过速之乱状,分别于崇宁、政和年间两次改革州县选人官制,以使事体归一,扩助吏员,一度建立起单系统地方属官制度,其分司制衡的精神也在减弱。北宋灭亡,南宋复旧,此次改革存在20余年后终归夭折,但分司原则又得以延续。徽宗时期州县分曹置案改革是宋代回归盛唐地方行政典制的唯一努力,第一次在政治制度方面实现了地方与中央政务六事的对口衔接,是明清地方政务分为六事的制度渊薮。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提交时间: 2024-10-1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清中后期,随着内地民人的涌入开垦,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内蒙古地区的牧场面积逐渐缩小,农牧民间对于有限牧草资源的争夺也有所加剧。在此背景下,蒙地牧民对牧草的认知与利用方式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部分牧民为生存开始结合农区畜牧生产方式,进行一定规模的打草储草,并通过为周边省县农商提供牧场、草料或代为放牧等方式获取收益。另一方面,蒙地牧草的价值化与商品化程度逐渐提升,不仅出现了买卖牧草的现象,部分蒙旗更将牧草的相关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受动荡社会环境、蒙旗社会旧有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上述牧草利用变化的范围和程度相对有限,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传统游牧生产体系的瓦解,并为此后内蒙古畜牧现代化的起步与探索提供了条件。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提交时间: 2024-10-1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在嘉庆时期民间日常交易中,铜钱依然是最重要、最广泛的交易通货。就全国而言,百姓日常使用铜钱和白银的频率约为7:3,即有70%的交易用到铜钱,30%的交易用到白银;在北方这一比例约为6:1,在南方约为2:1。高钱区与低银区、中钱区与中银区、低钱区与高银区基本对应,大体按照自北向南的序次分布,表明自北向南行钱频率呈现阶梯式下降,行银频率则呈现阶梯式上升。在北方的高钱区,几乎所有的交易都会使用铜钱,但行银频率非常之低,有数个省份甚至不足3%;而在华南和西南的高银区,行钱频率会降至50%左右甚至不足30%,而该地区的平均行银频率超过60%。这种南北银钱行用格局主要受到货币供给的影响。高银区又可分为银元区和银两区,前者包括福建、广东,后者包括广西、贵州和云南;江浙地区使用银元的频率并不高。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提交时间: 2024-10-1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宋会要辑稿》中选录的乾道六年二月五日南宋臣僚《奏议》的文字,记载了南宋初发行东南会子后,钱荒加剧,银产增加,但宋廷府库中既缺钱又缺银的问题。臣僚认为一旦战事发生,纸币难行,以银代钱,无往不可。建议宋廷未雨绸缪,设专库增贮银两,以备战时之需。《奏议》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孝宗认可并付诸实施。这从一个侧面具体反映了南宋初年白银货币化实现的程度,并对银两货币地位的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提交时间: 2024-10-1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近期公布的荆州胡家草场岁纪简为学界重新审视汉初货币制度提供了新资料。以往学界多将《史》《汉》中的“八铢钱”与出土简文中的“八分钱”相混淆,实际上二者并不相同,八铢指重量,八分为钱径。通过对比胡家草场岁纪简的内容,可知史籍中记载的八铢钱,应为八分钱之误。八分钱并不是吕后专门发行的一种新钱,它是对直径达到8分标准之上钱币的一类统称。吕后推行八分钱制,旨在规范市场用钱标准,避免钱币越铸越小。长期以来,学界依据《史》《汉》记载将文帝“更造四铢钱”与“除盗铸钱令”的时间均定在了五年夏四月,而胡家草场岁纪简却揭示出文帝是先放开私铸,六个月后才发行了四铢钱。如此安排,不仅缓和了中央与诸侯王、地方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通过称钱制保障了新钱的发行与流通,遂使四铢钱成为汉初流通时间最长、质量最稳定的一类货币。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10-1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乾隆以降,伴随着川江水运繁忙,水上盗匪日益猖獗,给沿江官、商、民造成了严重危害。巴县官府主要依靠水保甲防范与治理水上盗匪。水保甲作为一项常设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乾隆年间,巴县官府编联沿岸的居户和船只。嘉庆时期,官府在沿河地带设立定点稽查的水卡。咸同年间,官府增设了流动梭织的巡船和护卫的炮船。巴县官府治理水上盗匪的举措日益繁多、具体,但却收效甚微。官府无法有效管控水上盗匪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水域社会的流动性。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专门史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10-16 合作期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山西商人从明中叶起凭借独特优势开辟出一条连接内地和蒙俄的商贸之路,并在蒙俄商贸中形成了以解决经商语言障碍为主要目的的外语读本经商教程。外语读本卷帙浩繁,包含山西商人在蒙俄商贸中的茶叶、布匹、杂货、毛皮和牲畜等商品买卖门类;反映山西商人在蒙俄商贸中依循市场需求、把控成本预算和服膺名誉口碑的贸易购销准则;涉及山西商人在蒙俄商贸中有关吃穿住行、天文地理和言语杂话等过活生息的语言信息。外语读本是山西商人在蒙俄商贸中经商生活的外语学习教材,对其商业贸易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实为山西商人经商经验和智慧的写照。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10-15 合作期刊: 《内蒙古社会科学》
摘要:奚为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唐代,奚人保持与唐中央的密切交往交流,向心于唐,认同华夏,这在奚人家族墓志中有明确的反映。奚人家族墓志中将族属归于黄帝系的记载与文献所载奚族为东胡系民族、源出宇文鲜卑存在明显不同。这种差异性书写缘于唐朝“华夷一家”的民族理念、奚是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及奚人家族“不外于中华”的历史事实,体现了奚人的华夏认同。奚人的华夏认同是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内涵的深刻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进程。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10-15 合作期刊: 《内蒙古社会科学》
摘要:金代后妃父祖封赠制度确立于熙宗时期。在金代,后妃父祖封赠范围有三代和一代的记载,封赠官爵以三公和国公为主,不同时期的爵位品级又有所差别,具有阶段性特征。熙宗和海陵前期封赠爵位最高至国号王,此后仍以国公爵位为常制,最高至郡王,这与金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更是皇权强化的体现。金代后妃父祖封赠遵循“近重而远轻”的原则。其制度的具体运作既有对宋制的承袭,亦有自身特点,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各民族在制度文化上的继承与发展、互鉴与交融。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分类: 理论经济学 >> 经济史 提交时间: 2024-10-14 合作期刊: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摘要:张家口的“市圈”设于隆庆五年,明代逢市而开、易罢即闭,清代则成为票商聚集、铺开其里、日日交易的买卖之城。明代对入市商民“先以名藉告关吏”,清代则在市圈实施了商民自治的保甲制。前往北疆地区贸易领部票的商号统谓票商,票商的同业行会是为票行。票商字号独占了保正职位,票行垄断了市圈的行政自治,由此形成了“市圈保正行”。市圈保正行的形成和运作,对维护市圈乃至整个张家口的营商环境和商业秩序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张家口的繁荣和发展亦功不可没。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10-12 合作期刊: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摘要:呼和浩特位于土默川平原上。土默川不仅是土默特蒙古族赖以生存的故乡,也是谋求安居乐业的内地民众繁衍生息的热土。从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再到内蒙古的首府城市的历程,呼和浩特发展的基础在于蒙汉等各民族对本地的经济开发与互利互惠,并由此而实现了政治统一、文化交融。而作为这一过程历史见证的归化城副都统衙门多语种档案,反映出清代中央和地方因战事和生计之需开垦土地的历史。在官垦形成大量内地移民村落的同时,私垦的内地移民或杂居于蒙古人村落,或独立成村并世代定居。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蒙汉民族形成休戚与共的经济依存关系。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10-12 合作期刊: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摘要:《清史稿·贻毂传》是目前仅存的官方所撰贻毂个人传记。比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稿本与各通行版本发现,该传虽未明确记录撰者,但刊刻前仍被私自修改。该传以《清实录》为主要史源,并辅之以部分档案。该传亦有部分疏漏。同时,贻毂的历史形象受不同时代背景的影响而不断变化,从清末民初的“贪官污吏到《清史稿》中效忠清廷的“股肱之臣”,最终在民国时期被正式确立为造福当地的“漢南股肱”。《清史稿》在贻榖历史形象演变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逆转作用。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10-12 合作期刊: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摘要:北魏登国六年(391 年),拓跋珪驻屯于漠南草原西部的纽垤川。纽垤川应该是今天内蒙古巴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域内的明安川,也即唐代的大同川。拓跋珪隐伏这里主要是寻找攻灭铁弗的时机,同时阻断河套内的铁弗刘卫辰与阴山以北的柔然等部族接触。当年十月拓跋讨伐柔然是一次没有预谋的战事。登国年间铁弗在黄河以北的阴山地区已经是一种经常性的存在。纽垤川所在的乌拉山北部,为奏汉北假中的主体部分,其东西两端扼控秦汉以来五原、朔方两地北上内蒙古中西部荒漠草原乃至漠北的传统道路。“纽垤川”一名应该出自拓跋随军汉士张衮音译结合意译的汉语地名。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10-12 合作期刊: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摘要:“李家庄朵颜别部”是16 世纪依附于朵颜卫的部落,游牧于宣府边外,人口蒙、汉混杂。该部又分为两个部落:一是较大的“李家庄本部”人口在 1470 人以上:二是“永宁边外部落”又名车儿营,自李家庄部析出,人口约 400 人,听从李家庄酋长调遣。他们在喜靖三十一年(1552年)被土默特万户征服,复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接受明朝招抚,充当雇佣兵,脱离土默特万户。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两部同明朝决裂,重新投靠土默特万户。黄台吉接受两部来降后,扶植部分头目充当监督者的角色。嘉靖四十年(1561年),倾向明朝的首长史大官儿清洗监督头目,率李家庄本部降明,此后李家庄本部又被称为史营。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10-11 合作期刊: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利用历史地理学地名沿革考证,地形、地貌调查以及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调查等方法手段,研究长庆二年(822)刘元鼎入吐蕃去程中,从成纪经武川、兰州、广武梁、河州、龙支县至鄯州段和返程经莫贺延碛尾、河州至龙泉谷段线路走向。刘元鼎一行翻越陇山后,经今秦安叶堡(成纪)、郭嘉川(武川)、通渭县、巉口、兰州至黄河支流庄浪河和湟水间山梁(广武梁),沿黄河北岸西南行,经李家塬和他家塬之间的黄河河面(赤岸桥所在地)南渡黄河至临夏市(河州),又经赤岸桥过黄河,穿越今杨塔乡至马营乡之间的山岭(漫天岭)至古鄯北古城(龙支县),再经今柴沟、东沟、西沟、唐尔垣、峡门、中坝、桃红营、瞿坛、岗沟至乐都(鄯州)。返程时由今尕毛羊曲南渡黄河,经今贵南县南、库泽县北、夏河县、临夏县至临夏市(河州),沿去程时路线至湟水与黄河交汇处的湟水河谷(龙泉谷)原路返回。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10-11 合作期刊: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吐谷浑政权建立以来,国主均有可汗名号。唐贞观中,慕容顺被封为西平郡王,仍号“趉胡吕乌甘豆可汗”。其后诺曷钵被封为河源郡王,号“乌地也拔勤可汗”,子嗣传承此可汗名直至8世纪末绝封。以上是政权灭亡后附唐的一部分,留在青海为吐蕃所统治的则另有一支王系传承,约五六代。其中于公元689年娶吐蕃公主者为第一代,吐蕃公主墀邦所生之子为第二代,又称“莫贺吐浑可汗”,因于公元727年与吐蕃联姻被封为“甥吐谷浑王”。之后有8世纪后半叶《桑耶寺兴佛诏书》记载的吐谷浑王。而9世纪初的《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所载吐谷浑王,其可汗称号夹杂了冗长难解的文字,应是把汉文所记可汗名号中的反切文字孱入其中。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10-02
摘要:唐代的虚估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它不仅与当时“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有关,也与唐后期国家的财政危机、财政体系和赋税征收方式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两税法实施前后,唐王朝的财政计会方式逐渐由实物数量为主转变为以钱额为主,但是国家在赋税征收中依然主要征收绢帛等实物,绢帛估价就成为影响国家财政收支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央财力的匮乏,度支在支出中肆意提高绢帛的估价,虚估由此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