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生平续考 ——从相关文献中找出可靠史料

DOI：10.12451/202409.00813

王泽春

提交时间： 2024-09-11

摘要：根据现存的不同文献，荀子的活动时间长达百年之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没有对文献进行辨伪与解读工作，而径直作为研究荀子生平的史料。通过对不同文献的真伪、先后、性质、本事还是旁设、句读与理解的分析，以及在史料采用上坚持“孤证不立”的原则，排除不可靠的文献，从相关文献中找出可靠的史料。根据《荀子》《史记》《孙卿书录》等的记载，可靠的荀子活动时间：上限为齐襄王在位时（前283-前265年）五十岁到齐国，下限为春申君死后（前238年）不久。荀子并没有参与燕国的禅让事件，也没有见到秦国统一六国、李斯正式担任秦国的丞相。当然，战国有两个荀子，或一个是荀子另一个是孙卿子；现存的《荀子》是两个人的作品集的说法就更不可靠了。确定了荀子的大体活动时间，对理解荀子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关系有重要影响；否定了荀子为两个人，这就要求通过其他方法解释《荀子》思想之间的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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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与白狄的互融之路研究

DOI：10.12451/202409.00824

何艳杰

提交时间： 2024-09-11

摘要：东周时期赵国和白狄的融合属于地区性的民族融合，为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目前，赵国和白狄的互融路径尚不清晰。本文运用二重证据法，揭示两者融合的路径主要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观念五个方面。两者政治融合主要通过互相之间的婚姻、人才交流、朝聘会盟三种方式达成。军事融合主要是赵国开地于胡狄之乡的兼并战争。除鲜虞营救范、中行氏及中山引水围藁等少数冲突外，白狄多是被动的防御战争。双方经济融合主要表现在货币形态多样化方面。白狄原流通刀币，赵国原流通布币，两者货币形态都从单一进化为刀、布并行。两者文化融合多姿多彩，主要呈现在：华夏衣裳和胡狄之服杂糅，赵国和白狄墓葬葬俗趋同，狄族尚武之风和赵国侠义之气融汇为勇武慷慨之燕赵风气以及中山国墓葬随葬品的华夏化。两者的观念融合是双向的。在赵国等华夏诸国的影响下，中山国逐渐接受了仁义、天命、国家、儒术治国等华夏理念。赵国也借鉴狄族的治军方法，实行胡服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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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的北上战略促进民族交融与边疆开发

DOI：10.12451/202409.01582

王绍东，董永静

提交时间： 2024-09-11

摘要：晋国是周朝分封镇守北方的诸侯国，赵国脱胎于晋国，也继承了其北上开拓的传统。在赵简子与赵襄子时期，赵氏家族北向发展，拓展控制区域，增强军事实力，为分晋建国奠定了基础。赵立国后，与各诸侯国在中原地区争夺领土的过程中遇到了挫折，面临着困境。赵武灵王果断调整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胡服骑射改革，向戎、胡之地开疆拓土，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将赵国的领土面积扩展了一倍以上，并使赵国一度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与雄心。胡服骑射改革，使华夏族突破了向北方游牧民族学习的文化与心理障碍，揭开了民族交融的新篇章。赵国经营北方，走出了一条和睦交融与军事进攻结合、设置郡县与建设城镇结合、修筑长城与移民实边结合的道路，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被同时期的燕、秦及后来的秦汉等大一统政权所学习效仿，是中原政权开拓北部边疆的成功实践。赵国坚持北向发展的战略，拓展了北方疆域，振奋了刚健民风，促进了民族交融，增强了文化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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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赵文化研究大有可为[本文原是2024年4月21日“新时代赵文化的使命与担当”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学术总结，在会议结束后笔者又做了调整与充实。]

DOI：10.12451/202409.00814

秦进才

提交时间： 2024-09-11

摘要：新近邯郸学院举办“新时代赵文化的使命与担当”学术研讨会，提交大会的论文，涉及政治制度、军事地理、民族交融、荀子思想、文献考证等领域，发现新资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认识，取得丰硕成果，反映出新时代赵文化研究大有可为。新时代赵文化研究大有可为，不仅赵文化研究领域广阔，传世文献为赵文化研究奠定深厚基础，出土文献为赵文化研究提供新鲜资料，赵文化研究成果积累丰厚，搭建赵文化研究交流的优质平台，赵文化研究仍大有发展空间，已形成有利于赵文化研究发展的客观条件；同时充分发挥学者们的主观能动性，扬长避短，各显其能，大有可为的新时代赵文化研究，一定会大有作为，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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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赵在河西有土考

关键词: 胡服骑射; 定阳; 襄城; 西都; 中阳;

DOI：10.12451/202407.00058

史党社

提交时间： 2024-06-26

摘要：摘  要：战国时代的赵国，其西北疆域也历经变迁，旧多认为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到达内蒙古河套一带，根据新的考古、陶文、简牍资料，可知早在武灵王向西北辟土之前，很可能在战国早期赵襄子之时，其疆域已经扩大至晋陕黄河以西地区。战国早中期之时，赵与魏一样，同时继承了晋在陕北的政治遗产，在今陕北延安、榆林地区，拥有定阳、襄城、西都、中阳等县，与魏、秦、胡系人群等势力在此交织互动，武灵王时代赵疆域向西北的扩展，只不过是沿袭了这样的历史惯性而已。武灵王之后赵的西北疆域，也不局限于云中、九原两郡，在两郡南侧今鄂尔多斯、榆林地区，也拥有土地。在赵国发展、存亡的过程中，晋陕黄河以西地区，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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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都城迁移与战略调整

关键词: 赵; 都城迁移; 地理利病; 战略调整;

DOI：10.12451/202407.00059

王 珏

提交时间： 2024-06-26

摘要：摘  要：前500年赵简子营建晋阳城始，中经前403年赵烈侯被正式立为诸侯，至前222年赵王迁投降秦止，赵先以晋阳为都，或短期迁移至耿，又迁至中牟，再迁至邯郸，最后都于代。赵都城的迁移与战略调整以及内部矛盾诸因素息息相关，赵氏引领赵地民众从图存到立国，从争雄到鼎盛，从力竭到寂灭，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考察赵都城迁移的规律，须结合疆土条件，评估历史得失，权衡地理利病。如果将安全形势、道路状况、交通工具考虑在内，晋阳地理特征应排除在《孙子·九地》所举“九地”之外，其地理位置、人口数量、回旋空间不足以支撑赵争雄天下的宏谟远猷。中牟居于赵最南端的位置，延伸在漳水之南，楔入魏境的突出部，让魏如鲠在喉，易于引起激烈的地缘矛盾，具备由“交地”“衢地”向 “围地”转化的军事地理属性。比较而言，邯郸“拥据河山，控带雄胜”，“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脊”，虽为“四战之地”，但农业基础好，人口较众，交通便利，扩张潜力大，又得到赵人的长期经营，作为都城延续时间长达158年，见证赵地文化繁盛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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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赵国的社会结构

关键词: 先秦时期; 赵国; 社会结构; 家族组织;

DOI：10.12451/202407.00060

郅 剑

提交时间： 2024-06-26

摘要：摘  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赵国社会等级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其阶级状况会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变化；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控制力在逐渐减弱，编户齐民制度改变了以宗族为核心的基本政治社会单位，个体家庭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分封制的没落、郡县制的兴起和工商业的发展，导致赵国社会阶层产生新格局。由此可知，旧的社会结构在阻碍社会发展的同时，新型的社会结构与等级关系便会孕育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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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大国之路上的“分权”拖累 ——三次“权力二元”尝试之失败

关键词: 赵国; 赵盾; 赵襄子; 赵武灵王; “权力二元”风险;

DOI：10.12451/202406.00522

田卫平

提交时间： 2024-06-25

摘要：摘  要：从公元前772年叔带入仕晋国，到公元前222年赵国被秦国灭亡，这550年间，赵氏、赵国历经苦难与坎坷。除了外部势力的觊觎外，主要还是内部改革的失误所造成。尤为可叹的是，每当走到鼎盛阶段时，赵氏/赵国内部总会发生一次动乱。而动乱的主因，就是“分权”游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被称为“夏日之日”的赵盾、被誉“简襄功烈”的赵襄子、被赞为“第一雄主”的赵武灵王尝试的，将内部最高权力转移和再分配——两次由大宗变小宗、“权力二元化”所带来的制度性风险。这三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深刻反映出，赵国的国家进程在改革认知上的迷茫和滞后——既落后于魏文侯，更落后于商鞅。这种“分权”带来的风险，不仅导致家族内部兄弟屡屡相阋于墙、削弱了自身实力，而且也给外部势力抑制赵氏、赵国的发展造成可乘之机。最终拖累了赵国成为大国、强国的进程，未能实现统一六国、做天下共主的目标，不免令众多历史看客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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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性恶》篇不伪新证 ——从“安”字的连词用法看

关键词: 《荀子·性恶》; “安恣睢”; “伪”; “綦”;

DOI：10.12451/202406.00489

廖名春

提交时间： 2024-06-25

摘要：摘  要：《荀子·性恶》篇有“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说，《非十二子》篇有“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说。人们多以这里“安”字为实词，训为“安于”“习惯于”，将“纵（从）性情”与“安恣睢”断开，标点为“纵（从）性情，安恣睢”。通过文例的比较、语义的分析，认为这四例“安”字都是连词，相当于“而”；“安恣睢”应与上文连读，不应断开。“安”作连词用，《国语》较早，《逸周书》《管子》《墨子》《大戴礼记》《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吕氏春秋》等“时有所见”。汉代以后没有发现类似用法。《荀子》书却高达四十多例。说明“安”作连词用是《荀子》书语言上的一个区别性特征。从“安”字作连词的语言习惯看，《荀子·性恶》篇不伪，与《非十二子》篇一样，都应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应该是荀子亲著，不可能是汉人所为。这与《荀子》书“伪”“綦”两字的特殊用法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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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与康德人性论比较

关键词: 荀子; 康德; 人性论;

DOI：10.12451/202405.00343

赵晓芳

提交时间： 2024-04-29

摘要：荀子曰“人之性恶”，康德说“人天生就是恶的”，两人的人性论有着不小的差异和微妙的对应。康德人性论的基础是人心的绝对自发性，但其对象却是人的善性或恶性，因此他反对人性论上的一切“中间物”，有“人的本性中的向善的原初禀赋”和“人的本性中趋恶的倾向”诸说，从而一方面就人“生而具有”的“任性”以及因此而来的违背法则说人的“根本恶”，要求进行“心灵革命”以便能够把道德法则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逐渐改良”，走着一条从恶到更善不断进步的狭窄却美好的道路。荀子人性论承认人天生“好利”，但却并不认为它就是恶的，而是强调其对于生命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其之所以又说“人之性恶”，只是因为站在人类的幸福和谐这一立场上，从而才一方面正视人的情欲和欲望的满足，另一方面又要求在自己的“知虑取舍”和圣王师法的“礼义教化”中“矫饰”“扰化”人之情性。两人的人性论都充满了“矛盾”，但却能够相互发明，而见出此种种“矛盾”特别是“知识”与“道德”的“矛盾”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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