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学刊》创刊于200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以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关注研究古代思想与学术、古代文学、古代中国及边疆民族历史与语言、域外汉学等。本刊为学界提供讨论平台，尊重学术自由，提倡学术创新，鼓励言之有物、论之有据的学术研究；遵守学术规范，维护学术尊严，反对空洞不实的学风。设置的主要栏目有中国古典学研究、文学研究、史学研究、哲学研究、考古学研究、西域研究、域外汉学、大家访谈等。
DOI：10.12451/202409.01562
提交时间： 2024-09-17
摘要：本文以西夏、汉文文献为主，结合考古资料何西夏时期壁画，对西夏剑的形制、制作、装备尽可能全面分析，以期对西夏剑形制、制作以及宋人为何推崇“夏人剑”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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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2451/202409.01563
提交时间： 2024-09-17
摘要：“康熙历狱”是清初著名案件之一，此案公开争论点，是清廷是否应该采用汤若望带来的西洋历法。今人对于此案的研究往往在如下两种意义加以分析：其一是将西洋历法使用看做对科学接纳的标志，否则视之为排外。其二是强调汤若望的天主教徒身份，从而探讨清朝对于天主教的态度。本文通过满文密本档对案件进行重构，揭示出此案的直接原因，是汤若望利用职权擅自更改职掌范围，引入教徒下属控制历法发布，同时力图将不符天主教义的择吉风水内容排斥于钦天监外，从而招致祸端。另外揭示出清廷并非排外，而是不允许天主教权凌驾于国法的深层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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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2451/202409.01298
提交时间： 2024-09-17
摘要：前人对于唐代荆州诗的研究侧重文学评论，而较少关注其中自然地理的书写。事实上，诗歌中蕴含着丰富的地理信息。由于唐代流传于世的地理文献较少，因此不妨采用唐代诗歌作为一种“史料”，通过对这类文学作品的研究揭开唐代荆州自然地理的另一番面貌。同时，考虑到诗歌创作的个性化因素，还应结合其他文史典籍进行辨析，从而发掘诗歌中讹误或虚构的成分，通过诗史互见、文学地理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更加立体、全面地剖析、还原唐代荆州的山脉特点。在唐代典籍记载寥寥的情况下，诗歌留下了当时的山川影像，并在文化层面反哺自身、滋养后世，呈现出良性的文史互动。正是由于诗歌具有较高的传播性和留存性，故可以与历史相参照，为后世的地理研究提供参考，从而补充和细化历史记载。同时，诗歌所记录和构建的山川影像经由辨析、还原，也有助于后人想象当时诗人眼中的画面，并感知其心中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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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2451/202409.01299
提交时间： 2024-09-17
摘要：“远”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在魏晋南北朝山水人物品赏及艺术表达中增添了“亲”的内涵，由此显现出生动的个体生命精神。自老庄哲学赋予“远”以超越性以来，“远”的道体特征与形而上的生命意义成为根本，个体生命亦融入宇宙生命之中。在魏晋南北朝人物品藻与山水审美的个性自觉影响下，“亲”聚焦了“远”的生命意义，在天人相亲、物我相亲、道器相亲几个方面丰富了“远”的美学内涵，重新指向士人个体。同时，“远”与“亲”进一步融入了山水诗画领域之中，在审美形式、审美对象和体验层次等方面突出了个体生命的表达，强调虚灵与情致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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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2451/202409.01300
提交时间： 2024-09-17
摘要：蔡邕的文学观念与他的人生经历，以及时代相一致，反映出东汉晚期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蔡邕早期笃嗜儒学学说，执意维护经学与文学观念的正统性，但经历了各种磨难后，文学观念发生变化，形成了发愤著书与抒写真情的文学观念。他的碑志文写作也折射出文学审美观念的渐变。研究蔡邕与汉魏文学观念的嬗变，有助于拓展蔡邕研究的领域，深化汉魏六朝文学演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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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秦汉史; 史料; 出土文献; 传世文献; 历史研究;
DOI：10.12451/202409.01564
提交时间： 2024-09-17
摘要：二十一世纪初，是青年学者根据出土文献重写秦汉史的时代。想要根据出土文献重写秦汉史，除了充分省思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复杂关系，还需要做到三点：书写内容的更新、书写思维的改易、书写结构的变革。陈侃理主编的《重写秦汉史》共九章，《律令法系》《徭役制度》《军事制度》《政区地理》《时间秩序》《信仰世界》诸章的书写内容无疑都有所更新，书写思维也都有所改易，而《文字发展》《文书行政》《里耶秦简》三章还可见到书写结构变革的尝试。此外原有一章程少轩的《数术文献》，由于新的数术简牍即将刊布，暂时不克出版，反映出重写秦汉史成也材料、败也材料的限制。至于作者自己的《地方行政》一章，则缘于种种内外因素，未能及时交稿。此外，出土文献研究不只是碎片化，亦可能具有“普适性”，这无疑是根据出土文献重写秦汉史的关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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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2451/202409.01565
提交时间： 2024-09-17
摘要：孙吴临湘侯国的“丘”应由自然聚落发展而来，其族居形态或“聚族丘居”，或“多姓均势杂居”。聚族丘居反映了孙吴时期基层宗族滋育的事实。不过，孙吴延续了秦汉以来的经常性做法，即利用乡里编制对丘民进行分割与整合，以期离散地方豪族。不过，随着“里”的地域意义日益虚化，逐渐成为纯粹的户口编制单位，乡里制在离散自然聚落族姓方面的功能可能已经退化，孙吴临湘侯国乡里“多姓均势杂居”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族居形态，事实上一些丘是聚族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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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2451/202409.01566
提交时间： 2024-09-17
摘要：汉代的掾具有主官特质，表现为有部分审判权、拥有自己治所等。这使其在属吏中有较高的地位。与史只负责事务性、程序性工作不同，掾作为部门主官，有参与议政的权力。掾可以作为敬称和姓连用，同长吏一样。掾和史同时出现的场域位次分明。从与长吏关系角度，汉代的掾分为门下掾、曹掾、部掾，以及散掾。部掾活动在县下之部，负责专项事务，偏重于政务执行。部掾兼劝农掾时，部掾是主体。散掾是因时、因地制宜，根据需要设置的特别职官。西汉中期以后，地方官府在属吏中分离出掾，郡县长吏将一部分决策权让渡给他。掾的扩张是地方官府对外部社会治理环境变化的一种调适，反映出地方长吏通过构建复杂的行政体系，来加强对地方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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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2451/202409.01263
提交时间： 2024-09-17
摘要：春秋时期，民在礼乐秩序中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整民成为礼的目的与归宿。虽然君子与小人依然分属不同等级，但此区别不是隔绝而只是分工不同，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种对民的重视不仅仅基于功利性的考虑，还是一种新人性论的体现。当时的士大夫们出于对民意与政事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提出信与礼是为民生利的正道，因而是“政之大节”。国家政事的落脚点在于“利以平民”，且生利需以行义为前提。君主有德，能为民众谋利，自然会得到拥护，成为“民之望”；民心安定，则社稷有主而鬼神得祀，进而赐福于君。在位者养民、厚民、富民不是一味地无限度地满足民众的欲望，而必须有所节制。《左传》中的民本思想通过历代儒者、士人的阐释，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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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2451/202409.01264
提交时间： 2024-09-17
摘要：《尚书》是传统政治哲学的经典，本文以哲学的诠释为主，旨在揭示《尚书》民本思想的意蕴，阐发其现代价值。《尚书》是中国民本思想的发源地，后经孔子、孟子的继承与发展，民本思想达到完备形态，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和特色。本文借用现代政治哲学中正当性与证成性这一对范畴，对传统民本思想加以分析。以德配天属于政治正当性的范畴，是政道；为政以德属于政治证成性的范畴，是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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