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伪”学科交叉

       学科交叉又称跨学科合作，是科技创新与学术突破的重要组织方式。通过学科交叉，人们发现了DNA，发展出广义相对论，发明了计算机、雷达、太空飞船和原子弹。有41%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因参与学科交叉研究而获奖。学科交叉是我国科技发展重大战略之一，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重要实践手段。

       自下而上涌现的学科交叉促进基础研究中的学术创新，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学科交叉既可用于工程项目，也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然而，无论发起于何处，其核心特征都是知识融合：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相互学习各自学科的知识，了解彼此的研究需求，并对研究对象形成多学科的理解共识。以解开四分之三比例之谜为例。生态学家认为生命体的体积与代谢率有关，且生命体内部代谢依赖于其分支网络（如血管系统）；而物理学家则通过假设这个网络是按照分形结构延伸的。基于对生命体内部网络的共识性理解，他们建立了一个复杂网络模型，成功地解释了生命体代谢率与体积之间的四分之三次方关系。更为综合的案例当属荷兰全国性运河的景观工程。来自建筑学、土壤和水文科学、工程学、历史学、教育学、艺术和美学、遗产保护、生态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对“景观质量”这一概念重新达成内涵和外延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整套运河周边景观的开发和保护工程方案。需要指出的是，这类理解共识既可以发生在技术、方法、工具、视角或理论之间，也可以是它们之间的某种组合。只有形成理解共识的学科交叉才是有效的。然而，其形成过程往往费时费力，这无疑提高了学者参与学科交叉的风险。

     “伪”学科交叉是有效合作的反面，指将不同学科的科研工作者简单聚集在一起，彼此缺乏共享的知识，并在项目中各自为政的现象。这类“合作”往往“表面光鲜”，浪费了本应资助学科交叉的科研经费，进而侵占了已经达成知识整合的学科交叉团队的生存空间。哪怕是对于没有经费资助的合作，“伪”学科交叉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也往往是负面的。韩启德院士曾指出“学科交叉不是做拼盘”，亦在批评此类“伪”学科交叉现象。

       这里需指出的是，学科交叉中，学者并非不能考虑各自的学科利益——它们既是合作的出发点，也驱动着学者将合作的阶段性成果发展为各自学科内的理论或应用创新。学者只是不应固守这些学科利益而忽视知识的整合。

       当前，学术界已发现三个形成“伪”学科交叉的机制。

       第一，不负责的项目管理。很多科研项目都是由导师和学生（尤其是博士生）合作完成的。“伪”学科交叉中，不同学科的导师一起建构了研究故事，并以此申请到学科交叉课题。之后，导师们忙于管理其他项目，而将基于特定学科知识视角和学科交叉方向的长期持续沟通任务交给各自的学生完成。然而，学生们并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沟通任务，导致知识整合失败。事实上，学科交叉全过程都需要高度的智识关注。合作双方（或几方）需要不断根据已有共识和新的研究进展，一起更新知识共识——知识整合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第二，认知疏忽。合作各方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同一个概念名称的含义认识不同。尽管这种同名异义问题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有望通过比较阶段性研究结果和研究预期来发现，但它极大降低了学科交叉工作的效率，还很容易破坏彼此间的信任。通常情况下，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即使抱着最大的诚意来合作，也往往难以意识到自己学科的隐藏假设。这种假设既可能是理论逻辑前提（如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又可能是某种认识论前提（如计算机科学中万物皆可量化的假设）。

       第三，学科妥协。参与合作的学者有时由于各自的学术利益而很难在合作之初就某个主题、研究概念甚至技术手段达成共识。例如，数学家在学科交叉中可能感觉自己在为其他学科（如生物学或物理学）“打工”，因此他们会要求合作方同时提供发展新的数学算法所需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可能与生物学或物理学本身希望参与学科交叉的工作关系不大。当他们无法协商妥当，打算暂时搁置争议，先“把项目做起来再说”时，合作往往会陷入各自为政的局面。

       然而，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发展出自动识别“伪”学科交叉的方法。在实践中，各国基金提供方仍在依靠学术委员会专家的经验来判断。贝瑟尼·劳森（Bethany Laursen）及其同事指出，发展颇具反思性的学科交叉工具包能够帮助学者避免“伪”交叉。这个工具包指的是一组经过专门设计和组织的工具、方法和资源，旨在促进学科交叉和跨领域的合作。这些工具和资源通常包括概念框架、技术、自反性问题、模型、实践指南等，充当学科交叉和跨领域项目的“翻译工具”，帮助不同学科背景的团队成员克服由于学科差异导致的沟通障碍，从而使其在协作时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观点和方法。

       学科交叉工具包始发于某个学科交叉项目。合作者们进而将他们合作时的具体案例、遇到的问题、走过的弯路、相应的解决办法，以及最后的回顾总结起来。因此，它们绝不是学科交叉的说明书——在使用这些工具包时，我们需要考虑其适用的具体情境。当然，这些工具包也为我们研究学科交叉提供了更多的分析案例和检验途径。

       这些工具包不仅适用于学者建立、推进或组织学科交叉，也可以帮助资助者和项目评估者深入了解所评学科交叉项目的有效程度。劳森等人介绍了四个这样的工具包系统。

       第一，由瑞士学科交叉研究网络（Network for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简称td-net）开发，广泛应用于欧洲在环境研究、公共卫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首先，它提供了帮助研究人员定义研究问题、设定目标和设计研究方法的工具。例如，使用“问题定义工具”可以帮助团队在项目初期明确各自的学科视角和期望。其次，它同时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提供了如“共识工作坊”和“利益相关者分析”等工具，帮助研究团队更好地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确保研究结果的社会应用性。最后，它提供了用于整合不同学科知识的方法和工具，帮助团队评估学科交叉的有效性和影响。例如，“知识整合矩阵”帮助团队在不同学科间系统性地整合信息。

       第二，“整合和应用启发”网站（Integ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sights）是一个由全球学科交叉研究者社区维护的在线博客和资源库，创立于2015年。它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加布里埃莱·巴默（Gabriele Bammer）发起，是一个开放的知识共享平台，研究人员可以在此发布和访问与学科交叉研究相关的文章、工具、方法论和案例研究。更难得的是，它不仅是一个资源库，还是一个全球研究者互动平台，促进了学科交叉领域的经验交流和知识转移。

       第三，整合研究工具箱（Integrated Research Toolkit）主要针对环境科学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该工具包旨在帮助研究团队整合不同学科的数据和知识，特别是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管理等复杂环境问题。其特点是提供了一系列数据集成工具，以帮助研究团队在不同学科之间共享和集成数据。例如，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工具”来整合生态学、气象学和社会科学的数据。

       第四，欧洲的学科交叉实践项目（Shaping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s in Europe）受欧盟资助，专注于促进人文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的学科交叉。它特别适用于涉及人文和社会科学与其他领域合作的研究项目，尤其是文化研究、社会政策、教育创新等领域。

       我国学者也应该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建立并分享自己的学科交叉工具包，以帮助更多学者推动更高效、深入的学科交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9月27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