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将“《春秋》始于隐”指向周平王与鲁隐公时间上的相接,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亦承其说,但二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杜预在强调时间相接的同时,亦将鲁隐公视为让国之贤君,从而将鲁隐公比之周公,对其有再兴东周的期待;但在《穀梁》的脉络下,范宁不能将鲁隐公视为贤君,而只能冀望于孔子的“将来法”。也就是说,在杜预、范宁笔下,周公、孔子产生了不同的位阶,“圣人制作”的主体也就随之改变,从而形成了“再造中兴”与“俟诸将来”两种不同的期待。究其实,则是西晋初“绍开中兴”与东晋末“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在杜预、范宁文本中的投射,从而产生了二者对《春秋》与“圣人”的不同解读与诠释。但二者对《春秋》的解读并不仅仅是“知人论世”,更是要“知事用世”,期待《春秋》由经典文本进入历史世界,从而使现世走向《春秋》所昭示的“王道世界”。
[V1] | 2024-08-27 14:30:05 | PSSXiv:202409.00243V1 | 下载全文 |
1. 西化的保守言说: 学衡派关于家庭、文化与国家的思考 | 2024-09-27 |
2. 明代士人科举身份价值功用演变路径研究 | 2024-09-24 |
3. “否极泰来”:一个被“制造”的良臣 | 2024-09-23 |
4. “无中生有”:再谈明代廷杖起源于太祖之说 | 2024-09-23 |
5. 真实与谎言:拉夫运河事件下的美国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 2024-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