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界若细读晚近七十年学案,迟早会惊诧将“古籍版本学”与“今典版本学”分开的那条边界,当在“著者在场与否”。这就导致并非因“著者在场”,而是因旧法印刷术所造成的“讹、衍、缺、脱”,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古籍版本学之“善本”“残本”概念,若无差别地套在今典版本学头上,则难免不适用或不够用。对钱著版本演化的深层追究业已表明:无论是著者1978年对旧文《中国诗与中国画》的修订,还是1994年《管锥编》卷五对原本四卷的增订,抑或2002年三联版《宋诗选注》刻意将此书做成“拟残本”诸现象,皆溢出了传统版本学所熟睹的“平面、墨迹、目测”之特征;相反,因“著者在场”而酿成的钱著版本演化,在深层次呈现了“立体、心因、透视”新特征,且以“心因”为内驱性机制。简言之,若曰钱锺书对《中国诗与中国画》的1978年修订,以及对《管锥编》四卷的1994年增订,是想将这两种今典做成“善本”,以“给自己一个学术史鉴定”,即“自鉴”;那么,他对《宋诗选注》2002年三联版的最后定夺,则是旨在“给学术史一个警醒”,即“版本记愧”。于是,《宋诗选注》以“拟残本”传世,也就形同于著者为了让晚辈铭记那段学术史“羞辱”。
[V1] | 2024-11-05 16:45:33 | PSSXiv:202411.01321V1 | 下载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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