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史哲 重思道家——访熊铁基教授

关键词: 熊铁基 秦汉制度史 秦汉新道家 老庄学史 道教起源;

DOI：10.12451/202410.02669

熊铁基 严一钦

提交时间： 2024-10-25

摘要：
熊铁基教授是中国著名的秦汉史专家和道家道教研究学者。他对秦汉政治制度史、军事史、黄老道家、早期道教起源均有深入研究。熊铁基教授自言，高中时期因参加社会活动，才对历史感兴趣。考入历史系后，他转益多师，先后受教于吴泽、吕振羽、唐长孺、张舜徽等学者。在秦汉制度史方面，熊铁基与安作璋合作，对秦汉中央、地方的官制、选官、考课、爵位、秩俸和各种礼仪制度进行了详细梳理考证。在哲学史与思想史方面，他认为汉代道家对先秦道家在思想倾向、人生观和政治哲学等方面均有所变革和发展，因而提出了秦汉新道家。在此基础上，他对秦汉新道家的特点、思想以及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道教史方面，他对道教起源问题作了重新考察，把道教起源时间前推到了战国时期，并对王母道、方仙道等道派的产生和来源作了一些考证梳理。

状态：已在期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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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语境中的中国哲学及其数字人文发展——访森舸澜教授

DOI：10.12451/202408.01453

周才庶

提交时间： 2024-08-26

摘要：森舸澜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心理学系和东亚系教授。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先秦哲学、宗教研究、认知语言学、伦理学等。访谈基于森舸澜译注的《论语》英译本以及他的诸多学术著作，就他所研究的孔子、老庄思想和数字人文进行了探讨。森舸澜认为，儒家思想注重经验，是一种德行伦理，不同于西方义务论和功利论这两种主流模式。儒家思想提出了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强调要培养情感认知、训练文化技能，这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带给世界的贡献。不过西方哲学系还没有认真对待中国哲学。 “无为”的观念不仅存在于《道德经》《庄子》的老庄思想中，也存在于《论语》《孟子》的儒家思想中，因此，我们应该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无为”。儒家认为，人必须学习经典、践行礼仪以达到“无为”的目标，由此从心所欲不逾矩。道家则认为到达“无为”的路径是摆脱文化、摒弃学习、让心灵虚空。“无为”和“德”也是互相联系的，如果人处于“无为”状态，与天和谐，顺应天意，天就给予“德”的力量。哲学是高度理性的科学，无法被算法所设计，不过大数据时代的数字人文可以给研究者提供有用的工具，但这要求我们采取团队合作的形式，正确地对其加以使用。

状态：已在期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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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作为自足学科体系的应用伦理学——访甘绍平教授

DOI：10.12451/202409.00487

甘绍平 焦阳

提交时间： 2024-08-26

摘要：经过多年的发展，应用伦理学在当代中国已成为一门显学。但应用伦理学的学科特点、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仍然构成诸多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者的困惑。甘绍平研究员在访谈中提出，应用伦理学的主要任务是应对价值冲突，回答伦理悖论展现出的难题。应用伦理学之“应用”并非直接运用经典伦理学理论解决问题，而是在解决道德难题的过程中反思、修正、引进相关的伦理概念，生成、塑造与改进与之相关的伦理规范，从而为制度设计或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模式提供依据。就应用伦理学的方法论而言，甘绍平研究员倡导罗尔斯意义上的“反思的平衡”方法论。在应对道德难题时，这种方法论并非从一个伦理理论演绎出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以融贯主义的态度综合考量人类道德诉求的各个层面，综合演绎论与决疑论，将伦理理论、道德信念、情感直觉整合进一个合逻辑的背景框架之中，形成一种融贯的系统，基于不同的情况对不同的可能性进行权衡，从而寻求既定条件和行为情境下最好的结果，解决当下亟需解决的伦理问题。由此，应用伦理学的目标并非是形成某种道德真理，而是寻求情境性的道德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应用伦理学会走向道德相对主义，而是依然承认存在为人类所共同接受的普遍道德。

状态：已在期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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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全球生态危机需要中国智慧——访耶鲁大学塔克教授

DOI：10.12451/202407.00606

塔克 王俊锋

提交时间： 2024-07-11

状态：已在期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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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伦理精神”的中华文明形态 ——访樊和平教授

关键词: 伦理精神; 中华文明形态;

DOI：10.12451/202406.00254

樊和平 郭卫华

提交时间： 2024-06-06

摘要：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中，樊和平教授一直致力于伦理道德的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理论体系建构，其学术追求如果以一言概之，那就是“走向伦理精神”。“伦理精神”是樊和平教授学术探索的理论重心和标志性话语，这一概念脱胎于他当年的硕士论文，孜孜以求至今。 “伦理精神”的学术基础源于“伦理”与“道德”的概念区分与理论辨析，根植于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中国哲学形态，在精神哲学的宏大视野下建构伦理与道德辩证互动的伦理道德体系，努力实现伦理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统一。“走向伦理精神”的学术推进展开于“中国伦理精神三部曲”，哲学建构于“道德形而上学三部曲”，现实论证于“道德国情三部曲”，贯通对话于“道德哲学讲习录三部曲”，推进发展于正在完成的“伦理精神的理论形态与中国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三部曲”。历史研究——思辨研究——实证研究——文化对话——理论建构，五个“三部曲”，构成“走向伦理精神”的沉着蜿蜒的学术轨迹和心路历程。“伦理精神”既奠基于深邃厚重的中华伦理文化，又聚焦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同时也汲取了世界文明精华。精神哲学的理论与体系、“价值生态”理念与方法、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是“走向伦理精神”的三块“哲人之石”。樊和平教授率领团队持续推进二十多年的四轮全国性调查、八轮江苏调查，及其所建立的两千多万字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显示，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遭遇道德僭越伦理、理性僭越精神、道德理性僭越伦理精神等三大“中国问题”，相应存在三大病症：无伦理、没精神、道德理性泛滥，必须进行三大回归：伦理回归、精神回归、伦理精神回归。同时，现代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破解三大难题：“是中国”“有伦理”“成体系”。如何破解这些前沿性课题？一言以蔽之，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建构”的核心要义就是实施现代伦理型文化战略，进行一场文明观的伦理革命，以伦理文明观作为世界的重要话语方式和价值尺度，以伦理看待发展，以伦理建构和评判文明。通过中华“伦理文明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现代中华伦理精神，建构伦理道德发展的现代中国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战略体系，完成文化传承与服务国家战略的双重使命，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贡献新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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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哲学说自己的话：做负责任的比较研究——访安乐哲教授

关键词: 自觉性诠释; 比较哲学; 儒家角色伦理学;

DOI：10.12451/202405.00330

万建

提交时间： 2024-05-06

摘要：
安乐哲认为，西方学界翻译中国哲学的经典文本一直受到无意识的基督教框架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不同于以往的翻译方式，安乐哲和合作伙伴提出了新的翻译策略并称之为“自觉性诠释”。其解释框架包含包括一个提供解释性背景的引言，一个不断发展的关键哲学术语词汇表，一个自觉性的解释翻译方法以及权威的中文关键文本。这种方式将文本置于其自身的语境中，是忠于原文的一种翻译方式。
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下，安乐哲基于儒家伦理中的“关系”这一事实提出了“儒家角色伦理学”。他认为，儒家伦理强调关系的优先性，它排除了任何关于终极个体的概念；儒家角色伦理学反对一种概念上要求行为者与行为分离的非批判性的实体本体论；儒家角色伦理学重视身体在实现个人身份和完美行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身体是人类行为得到滋养和成长的根或干；儒家角色伦理强调了道德创造力在完善思维和生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儒家的角色伦理并不与德性伦理学或任何其他伦理学理论竞争，而是一种抵抗理论与实践分歧的道德生活愿景。
基于此，安乐哲认为儒家角色伦理是一种推崇尊重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价值观，为超脱具有零和性质的人类生存困境提供了对策，是应对当前国际社会个人主义盛行的有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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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论与价值：我的美学史观——访刘成纪教授

关键词: 中国美学; 知识分类体系; 普遍经验; 审美历史主义;

DOI：10.12451/202405.00142

易冬冬

提交时间： 2024-05-06

摘要：在当代形态的中国美学研究中，存在着两个传统：一是数千年的古典传统，二是自王国维以降形成的现代传统。两者同等重要，但只有前者具有更强的中国性。这样，如果试图伸张出中国美学之于当代世界的独特贡献，对它历史传统的研究将是决定性的。但是从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有其先天的困难。这是因为，在中国本土性的知识分类体系中，有基于“六经”的《诗》学、《书》学、礼学、乐学、《易》学、《春秋》学，或者基于“四部”分类的经学、史学、子学和集学，但并没有一个自觉的美学学科存在。这样，包括美学在内的现代形态的中国史研究，大抵是以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为框架对中国历史进行重建的产物，“西方出理论，中国出材料”成为常态。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外来的知识前设已成为现代中国人文科学的基础，那么相关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保有中国性的最佳方式，就必须是弱化它的学科边界，以与中国固有的知识分类方式和解、兼容，从而生成一种宽口径的介入中国历史的视角。据此可以看到，如果中国历史中有一种潜在的“美学”存在，那么它的视域并不仅仅止于现象性的美和艺术，而是涉及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和人的现实实践等诸多方面，甚至中国哲学也不过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美学。换言之，美在中国历史中的存在是全域性的，由此形成的与其说是一门学科，倒不如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及相关实践。可以预期的是，这种美学资源的庞大和浩瀚，使中国美学史研究成为一项永难穷尽的事业，同时也为以中国为主体重定美学规则、甚至“弯道超车”提供了全新可能——这是一个从接受西方给予的规则、利用这一规则到进一步以我为主制定、推广新规则的过程。但这也极易导致两种结果：一是美学因描述了中国人的普遍经验而成为一切传统人文学科的基础，这为以美育作为通识教育提供了历史依据；二是因为它的“无远弗届”而失去基本限定，从而与一般文明史或文化史相混同。对此，可能需要为中国美学区分出两种历史：一种是关于美和艺术自身的历史，这是核心；二是从美和艺术出发的历史，这是必要的外向延伸。“中心清晰，边缘模糊”是这门学科在中国历史中展现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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