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
北大核心
AMI
CSCD
DOI：10.12451/202603.01782
提交时间：2026-03-09
摘要：面对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引发的价值崩坏与精神危机，作为现代新儒家开山的梁漱滨与熊十力，不约而同地将对儒家“志”论的重塑作为安顿人心、重建文化的枢纽。然而，针对时代症结的不同侧面，二者对“志”的现代转化呈现出迥异的理论形态。梁漱滨着眼于国人精神的“迷茫”与社会组织的涣散，侧重于“志”的定向功能，将其界定为理性自觉对生命意欲的抹择与导引，旨在为飘摇的社会确立实践航标与互信基础，解决国人“向何处去”的困惑。熊十力则有感于生命力的“萎靡”与主体性的沦丧，侧重于“志”的刚健特质，将其升华为宇宙本体(乾元)在个体生命中的直接发用，旨在为怯弱的自我注入存在论层面的独立动力，解决国人“力量从何而来”的难题。二者虽殊途，实同归：梁氏在社会历史的水平向度上“以志化民”，熊氏在宇宙本体的垂直向度上“以志证体”。这种定向与刚健的互补，共同构筑了现代儒学的立体精神坐标，完成了为崩坏世界“立极”的深层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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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王阳明; 天论; 良知; 信仰; 情意之天; 天情;
DOI：10.12451/202603.01781
提交时间：2026-03-09
摘要：学者多认为儒家心学主张“心本论”，将其与理学所代表的“天本论”对立起来，心学看起来难以容纳具有情感与意志的天。然而，由于理学受佛教影响更深，更重视形上、思辨、抽象、理性，而轻视具体、体验、情感、气，其接引情意之天并不比心学顺畅。通过考察王阳明文本可以发现，心本与天本并不矛盾：良知本心来源于天，人既须顺应超越之天所命的性（票赋），实现其所蕴含的理（价值），又要效法自然之天的特性。阳明学的信仰崇敬之向度，不仅在于对超越之天与自然之天的顺应上，还在于将自我融摄于天地万物的一体感受上。在虚已以消解狭隘自我的同时，顺应天、辅助万物体现了阳明学的谦卑精神。在尊天虚已的基础上，提出涵盖先天的道德情感与宗教情感体验的“天情”概念，可以进一步拓展儒家心学与天论。天理与良知须配合天情，以适用于更为广泛的群体。以情意之天为依托的天情可以提供更为强大的信仰与道德动力，促使人践履仁爱与公义，并对治人情的弊病。认可情意之天可以同时确保必要的忧患意识与超脱喜乐，可以补益阳明学，并对治阳明后学可能产生的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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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道德真理; 道德事实; 道德知识; 道德金律; 道德本性;
DOI：10.12451/202603.01780
提交时间：2026-03-09
摘要：道德是一类十分特殊的人为事物，其真实情况就是道德事实。认识这种道德事实的正确成果就是具有真理性的知识，即道德真理。道德真理是得到人类确证和公认、体现道德本性、通过规范行为和引导追求促进人类更好生存的道德命题。它具有普遍性和恒久性、本然性和应然性、构想性和构建性、规范性或引导性、有利性和不可违背性等特点。道德金律就是道德真理，它是自古至今不同社会共同体中道德文化的精髓和精华，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而恒久的生命力。道德真理体现了道德本性，也体现了哲学家的美好期许，既为人类生存提供保障，又为人类发展指引方向。道德真理的意蕴和特性，决定了人类要更好地生存就必须追求道德真理。人类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应该追求道德真理，但对不同人群追求道德真理的要求亦应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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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良知; 德性之知; 见闻之知; 王阳明心学; 自身意识;
DOI：10.12451/202601.00654
提交时间：2025-12-31
摘要：王阳明“知”的思想是在宋明理学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语境下形成的，它与朱子学中的相关看法非常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显示了心学与理学的重要差别，前者以德性之知作为道德实践之入路，后者则以见闻之知作为入路。在王阳明心学中，德性之知就是良知。从良知内容的角度来看，王阳明遵循传统的思路，认为良知是天生的，因而不来自见闻。但在现代哲学背景下，也可以承认良知的内容来源于见闻之知，只不过它仍以良知中固有的善的根源为基础。从良知作用的角度来看，良知是纯粹内在于人心的自知意识，不诉诸见闻。良知作用的这一自知内涵，可以在现象学自身意识理论视角下得到诠释。它也意味着良知是一种直觉之知，见闻之知莫不被它所内在觉察、觉知着。由此来说，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关系既可以从时间发展的意义上说，也可以从逻辑结构的关系上说，二者之间的奠基关系可以是动态奠基的模式，而不必像朱子学和胡塞尔现象学那样，只以一种单一的奠基模式理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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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2451/202602.01591
提交时间：2025-12-31
摘要：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重视情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伦理生活中的“重名主义”有关。从理论上澄清这个问题，需要溯源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名声观念。孔子对名声既有所看重，又严格省察。就前者而言，孔子认为人应当直面名的问题，这既表现了仁者的关切，又体现出智者的思虑。就后者而言，由于名实二分是一种现实的常态，由此可以理解孔子的怀疑精神；又因为实至名归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必然，借此能领会儒家的慎独观念。孔子将务名与务实融为一体，却始终遭遇各种曲解，直至明末方以智才从理论上为之找到一种恰当表述一一“名名之几，即生生之几”，生生之道应于名名之道中认取。从孔子的名声观念反思中国文化将会发现，中国伦理生活中的“重名主义”不仅体现在直面名声上，更在于对名声的理性省察和超越。这种文化特征不同于“罪感文化”，也有异于“耻感文化”。儒家文化形塑下的中国人，一方面在乎名声，个体的伦理行为会受到社会评价的约束，由此生“忧”；另一方面超越名声，强调回到个体生命的内在精神层面，因此近乎“乐”。前者不离人，后者不离天，这种贯通天人而忧乐圆融的伦理行为模式称之“通感文化”更合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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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马斯洛; 科学价值论; 需要; 价值; 自我实现;
DOI：10.12451/202601.00653
提交时间：2025-12-31
摘要：马斯洛从“需要”入手，以经验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构建了一种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经验的科学价值论。科学价值论以人的需要系统为理论骨架，将需要视为“似本能”以及价值问题的核心。需要不仅是驱动人追求价值的动力源泉，也是进行价值排序的根本依据。事实与价值的融通意识贯穿科学价值论的始终，马斯洛一方面认为“价值”来自于对“事实”的把握，尤其是对自我的认知，另一方面又主张通过现实的行动将“应然”推向“实然”，并对“知”与“行”的鸿沟提出了批判。“自我实现”是科学价值论的最高目标，它不是一种既定的状态，而是一段潜能发挥的动态过程。科学价值论探索了价值论科学化的可能性与路径，创新性地构建了人类需要理论，推动了事实与价值问题的研究，并始终关怀现实生活中的“人”。同时，该理论也存在以科学范式统摄价值领域，忽视价值问题的独特性等缺陷。系统地总结和消化科学价值论的意义与局限性，能够为价值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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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朱子; 体用; 本体论; 形质论; 太极; 天理;
DOI：10.12451/202510.01299
提交时间：2025-10-09
摘要：一般认为朱子的“二重体用论”包含来自佛教的理事体用和中国本有的形质体用，依托于理事二元结构。“二重体用”的一个论据是《太极图说解》中的太极体用。朱子引入已发未发解释体用一源与体立用行，《太极图说解》中的体用框架是理事体用。而太极之体和太极之用都是天理，与形而下的事物及其活动处于不同层面，不应被归入形质体用。“二重体用”的另一个论据是朱子给吕祖俭书信中所说的形质体用。但理层面还可以分为天理与事理,天理层面的性与事理层面的道构成性道体用，事理层面的所当然之理及其在事物上的实现构成当然体用，二者叠加就成为天理到事物的理事体用。由此，基于天理、事理、事物三层结构，朱子架构起太极体用、性道体用、当然体用、形质体用的四重体用关系。在这多重的体用关系中，朱子常用不同的概念解释“体”，理事体用之体是“本体”，形质体用之体是“形体”，还有性道体用和当然体用中可以指向形而上者的“骨子”“体段”即“骨体”，太极本体也可以被理解为太极的本然体段。虽然各种“体”含义有所差异，但朱子的使用有其一致性，即凡是尚未活动、有待实现、有待展开的体段都是体，相应地，凡是活动、实现、展开的状态或能力都是用。朱子环环相扣的四重体用关系消解了佛教体用论超脱尘世的终极指向，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作为基础和支撑的新体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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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恩; 激励论证; 辩护性共同体; 运气平等主义;
DOI：10.12451/202510.01298
提交时间：2025-10-09
摘要：科恩对罗尔斯激励论证的批判是当前西方正义理论研究中的热点话题。科恩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两种不同的理由：激励论证违背了辩护性共同体；激励论证违背了运气平等主义。科恩是运气平等主义者，他对激励论证过于承认天赋偶然性的作用展开了批评。但是，运气平等主义和辩护性共同体包含了难以兼容的辩护模式，科恩本人无法在承诺运气平等主义的同时，还认可辩护性共同体的有效性。科恩不是辩护性共同体的支持者，他基于辩护性共同体批判激励论证只是对罗尔斯理论的内部融贯性进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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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2451/202508.02015
提交时间：2025-08-08
摘要：在社会治理中,法律和道德有不可或缺且互不相同的价值。以法律为参照,道德的价值优先性从四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相比于“底线”的法律,道德处于“高线”。法律在事实上对人的行为作出规范却并不会使人在价值上得到完善,对人们进行价值引领还是道德的任务。其二,相比于“被动”的法律,道德处于“主动”。法律的强制性和惩罚性反映出自身的“被动”,只有成为像道德一样被人们在内心普遍接受的律令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其三,相比于“欠缺”的法律,道德是“自足”的。只有以道德的善为“标尺”的法律才会是合法的,法律自身的合理性才不会被质疑。其四,相比于“滞后”的法律,道德是“在先”的。道德可以在违法行为发生前对人们进行道德规劝和导引,法律只能在违法行为发生后对违法者进行惩罚。因此,相对于亡羊补牢的、作为社会最低行为准则的法律,自身完满的道德能更好、更主动地引导人们向善、向好。道德相对于法律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但二者缺一不可,德法共治、互相促进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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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应用伦理学; 规范伦理学; 元伦理学; 伦理实践;
DOI：10.12451/202508.02014
提交时间：2025-08-08
摘要：随着应用伦理专业硕士招生培养工作的全面开展,应用伦理学之觉悟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伦理学的发展整体上呈现出从理论伦理学(理论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到应用伦理学(实践规范伦理学)的历史进程。理论规范伦理学领域的先验伦理学和经验伦理学为应用伦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前者为其提供了理性存在者的普遍视角,后者为其提供了直面现实生活的视角。但理论规范伦理学存在的绝对主义谬误,即绝对价值(绝对命令与最大幸福)对具体境遇中道德诉求的遮蔽或取代,使其并不能为具体应用伦理问题提供有效程序或具体方案。元伦理学对理论规范伦理学的反思、否定、批判为应用伦理学扬弃理论规范伦理学走向实践规范伦理学提供了契机,应用伦理学注重解决伦理冲突的去恶求善的实践,通过实践化解理论规范伦理学中的矛盾,追求实际的具体的善。合而言之,应用伦理学就是理论规范伦理学经过元伦理学的洗礼,在否定绝对主义谬误、直面道德冲突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实践规范伦理学。由此来看,应用伦理学之觉悟是伦理实践之觉悟,是应用伦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科建设和历史使命之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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