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提交时间： 2024-09-30 合作期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明清时期,“郡县空虚”导致赈灾职能从政府向民间下移,民间赈灾活动蓬勃发展,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包括宗族赈济、社群赈济和官民结合赈济在内的灾害社会治理结构。与此同时,“郡县空虚”问题还催生了“礼下庶人”的变革,不仅推动了平民化宗族浪潮的出现,也重塑了以“孝”和“忠”为核心的基层社会伦理。研究发现,“礼下庶人”的变革为明清时期灾害社会治理机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其中“孝”成为宗族赈济和社群赈济的基础，而“忠”成为了官民合作赈济的基础。
分类： 应用经济学 >> 产业经济学 提交时间： 2024-06-06 合作期刊: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效果以及在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是否发生变化，并从遵循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资源再配置效应三个机制入手进一步分析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成本加成，而行业竞争显著增强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成本加成的负向作用；（2）行业竞争越激烈，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企业成本加成的负向影响越明显，但对国有企业而言，行业竞争程度对环境规制与成本加成的关系并没有影响；（3）市场竞争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对企业进入的负面影响，却弱化了环境规制对企业退出的抑制作用。由此，应当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与环境规制的一致性与协调性，充分考虑不同行业竞争条件下环境规制的差异化作用效果，提高政策有效性。
分类： 应用经济学 >> 贸易经济 提交时间： 2024-06-14 合作期刊: 《商业经济与管理》
摘要：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愈发凸显。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包容性和可得性，近年来快速发展，为驱动消费升级创造了条件。从微观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消费升级的关系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融通机制、财富机制、便捷机制和流动机制对消费升级产生驱动效应。从区域和主体异质性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家庭、西部家庭、青年户主家庭、高学历户主家庭、低收入家庭、中等消费层次家庭的消费升级驱动效应较强。数字贸易对数字普惠金融驱动消费升级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均产生先降后升的“U”型调节效应。为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消费升级效应和数字贸易的调节效应，提出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数字贸易全面高质量发展等建议。
分类： 理论经济学 >> 政治经济学 提交时间： 2024-04-08 合作期刊: 《政治经济学评论》
摘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然而，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长期过程，推进共同富裕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必须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目标相协调，必须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在此前提下，本文进一步阐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关系，解释共同富裕原则与效率优先兼顾平等的一致性，并基于比较生产力概念提出判断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合理性的标准，具体分析三次分配原则与共同富裕分步实施的相关性。
分类： 应用经济学 >> 国民经济学 提交时间： 2024-10-10 合作期刊: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摘要：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具有显著影响，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战略支撑。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升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增量效应、结构效应和创新效应。我国数字经济带动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实现稳步提升，但仍然面临数字人才供给不足、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据生产力潜力挖掘不足等主要挑战。为更好地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提升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建议持续扩大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夯实中等收入岗位创造能力；以数字化赋能优化产业结构，带动中等收入岗位比重增加；加大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和研究支持力度，加强中等收入就业潜力转化；加强城市群和城乡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协同，加快提高落后区域和农村居民收入；完善数字经济分配制度，营造适配数字经济发展的收入分配制度环境，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带动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的作用。
分类： 应用经济学 >> 金融学 提交时间： 2024-10-24 合作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摘要：近年来,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现跨部门传导效应,尤其是非银行金融部门风险传染可能成为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挑战。 本文基于非银行金融部门的微观数据,采用弹性网分位数回归构建尾部风险网络,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动态捕捉非银行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的演变特征,研究金融监管对非银行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传染的政策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总水平主要来自非银行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其中多元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尤为突出,证券部门和多元金融部门存在较为密切的双向系统性风险溢出;第二,2017 年金融监管改革后,金融公司之间的风险网络结构密度有所降低,跨部门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显著降低;第三,金融监管对非银行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性特征,2016—2017 年金融监管明显降低了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2018 年后政策效果因受到外部冲击而有所弱化;第四,不同非银行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对政策冲击的响应存在差异,金融监管政策在短期内降低多元金融部门和证券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效果更为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完善中国金融风险防范体系、防止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和健全相应的风险监管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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