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通孟荀的儒学典范:罗献修《讲义》探析

    分类: 中国语言文学 >> 汉语言文字学 提交时间: 2024-09-04 合作期刊: 《临沂大学学报》

    摘要:罗献修是中国近代著名儒家学者,曾任京师大学堂渊北京大学冤、中山大学经学教授,著有《尚书大义述》《周礼学》《荀子讲义》等。其《荀子讲义》认为,荀子言“性恶”或系误会,孟荀并非截然相对。其主要观点有四:1.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子之力为多;2.人或误会荀子性恶缘于见“伪”不明;3.孟荀之学殊途同归,当会其通;4.荀子深于礼,其学说、治法皆以礼为本。罗献修是民国时期会通孟荀的典型代表,其会通思路与治学方法可为当下统合孟荀提供有益参考。

  • 与康德人性论比较

    分类: 哲学 >> 中国哲学 提交时间: 2024-04-29 合作期刊: 《邯郸学院学报》

    摘要:荀子曰“人之性恶”,康德说“人天生就是恶的”,两人的人性论有着不小的差异和微妙的对应。康德人性论的基础是人心的绝对自发性,但其对象却是人的善性或恶性,因此他反对人性论上的一切“中间物”,有“人的本性中的向善的原初禀赋”和“人的本性中趋恶的倾向”诸说,从而一方面就人“生而具有”的“任性”以及因此而来的违背法则说人的“根本恶”,要求进行“心灵革命”以便能够把道德法则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逐渐改良”,走着一条从恶到更善不断进步的狭窄却美好的道路。荀子人性论承认人天生“好利”,但却并不认为它就是恶的,而是强调其对于生命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其之所以又说“人之性恶”,只是因为站在人类的幸福和谐这一立场上,从而才一方面正视人的情欲和欲望的满足,另一方面又要求在自己的“知虑取舍”和圣王师法的“礼义教化”中“矫饰”“扰化”人之情性。两人的人性论都充满了“矛盾”,但却能够相互发明,而见出此种种“矛盾”特别是“知识”与“道德”的“矛盾”的“深刻”。

  • 礼乐文明中的乐——《·乐论》解读

    分类: 哲学 >> 中国哲学 提交时间: 2024-05-16 合作期刊: 《船山学刊》

    摘要:礼乐并提,构成了儒学的重要特点。与礼相关的乐首先以情感层面的快乐为内在旨趣,所谓“乐者,乐也”,便表明了这一点。对荀子而言,乐同时呈现价值内涵,并对人的社会生活具有规范意义。乐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在为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提供前提。乐言和,音乐具有统一、统摄不同方面的作用。社会生活展开于不同的方面,音乐的作用由此得到多样的体现。荀子肯定音乐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先王之治,也以“立乐”为依据。作为情感的表达方式,音乐与人的存在无法相分。广义的音乐包括声乐和乐器等,其中,后者的作用不可忽视。音乐与舞蹈等相关,不管是音乐还是舞蹈,都不仅仅是“术”,而且渗入了“道”,由此,音乐获得了形而上层面的意义。就现实性而言,音乐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于社会领域,包括规范乡间饮酒等公共性的社会活动与个体的日常生活。

  • 以礼论为中心 ——清儒蒋彤的

    分类: 哲学 >> 中国哲学 提交时间: 2024-04-29 合作期刊: 《邯郸学院学报》

    摘要:清儒蒋彤是嘉道年间常州学派的人物,其学深于丧服之礼。立足于自己的礼学研究心得,蒋彤对于荀子学展开了以礼论为中心的多方阐发,从礼仪体系的逻辑——认知结构、礼之本始起源与礼的功用、性质等问题方面,对于荀子礼学大旨做出了比较精准而独特的发明,与现代学者的研究颇可印证,体现了其理论上的卓识远见。蒋彤的荀子学论述,与清代中期以降的礼学经世思潮交涉互融,折射了荀子思想资源在清代儒学发展中的活力。

  • 乱世与治思 ——兼论战国诸子对时代的反应

    分类: 哲学 >> 中国哲学 提交时间: 2024-04-29 合作期刊: 《邯郸学院学报》

    摘要:战国末是一个乱世,不仅生灵涂炭,而且道德凌夷。当时的诸子对这时代有不同的反应,尤其是儒法两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理乱求治的思想理论,尤以荀子和韩非的思想最为彰显。荀子与韩非的政治理论同以一种性恶论和君主制的框架为基础,但荀子的性恶论却是一种努力“向善”而非“就恶”的性恶论,他和韩非的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君主与官员阶层的关系,一个是君主与法律的关系。在荀子那里,有一种重视政治的道德基础,期望文教复兴的儒家基本倾向;而在韩非那里,则主要是围绕加强君主的集中权力而展开。这后面反映了儒法两家不同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愿景。究竟怎样才能达到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历史看来最终选择了儒家。

  • ·性恶》篇不伪新证 ——从“安”字的连词用法看

    分类: 哲学 >> 中国哲学 提交时间: 2024-06-25 合作期刊: 《邯郸学院学报》

    摘要:摘 要:《荀子·性恶》篇有“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说,《非十二子》篇有“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说。人们多以这里“安”字为实词,训为“安于”“习惯于”,将“纵(从)性情”与“安恣睢”断开,标点为“纵(从)性情,安恣睢”。通过文例的比较、语义的分析,认为这四例“安”字都是连词,相当于“而”;“安恣睢”应与上文连读,不应断开。“安”作连词用,《国语》较早,《逸周书》《管子》《墨子》《大戴礼记》《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吕氏春秋》等“时有所见”。汉代以后没有发现类似用法。《荀子》书却高达四十多例。说明“安”作连词用是《荀子》书语言上的一个区别性特征。从“安”字作连词的语言习惯看,《荀子·性恶》篇不伪,与《非十二子》篇一样,都应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应该是荀子亲著,不可能是汉人所为。这与《荀子》书“伪”“綦”两字的特殊用法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是一致的。

  • 明道与立制:论制度伦理观及其思想史意蕴

    分类: 文化学 >> 文化学 提交时间: 2024-08-19 合作期刊: 《临沂大学学报》

    摘要:战国时期,荀子在承继孔子礼治思想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思考国家治理问题。在制度构建的基础方面,他将道视为制度构建的形上学依据,主张施政者在建章立制时应遵循政治治理的内在规律。在制度设计的架构方面,他在肯定周制内在治理精神的基础上强调施政者应借鉴古代圣王构建政制的内在原则,推行礼治制度,实施富民之制,建立教化机制。在制度实施的实践方面,他认为君主必须顺道而行,在遵循治理规律的基础上,选任贤能,君臣各尽其职,以保障制度能够按照其内在逻辑稳定运行。

  • 认知、信念与行动——由论及儒家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

    分类: 哲学 >> 中国哲学 提交时间: 2024-05-16 合作期刊: 《船山学刊》

    摘要:一种好的道德理论必须能够有效说明道德如何激发行动,这一问题在荀子那里具体表现为认识的“知”如何激发实践的“行”。《荀子·解蔽》“知道”“可道”“守道以禁非道”的说法,从认知、信念、行动的关系角度看,“知道”是“行道”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知道”到“行道”还需要“可道”提供行动动力。人之所以会以“道”为“可”,前提在于“道”是“真”的;而“道”之所以为真,是因为“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历史性真理,具有强烈的规范性和评价性。一个人对“道”的认可,意味着对“道”心肯意肯的心灵状态,而这一心灵状态本身便具有激发人的行动的动机效力。在荀子以认知为核心的伦理学中,道德行动可以由作为信念的“可道”提供动机上的效力,这为儒家注重认知一脉的传统如何解决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思考。

  • 儒与墨的分歧在于经济而非伦理 ——以对墨家节用思想之批判为线索的论证

    分类: 哲学 >> 中国哲学 提交时间: 2024-04-29 合作期刊: 《邯郸学院学报》

    摘要:荀子对于墨子的批判是为“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以经济思维的批判作为墨学的概括,而非道德论实践上的兼爱理论。而检视荀子的经济思想便可以发现,其多为针对《非十二子》中墨子批判的三个向度而发。由此更可进一步理解到,荀子在作为儒家的自我认同中,与墨家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利”与“义”的对立,而是“节用”与“节用以礼”的差异。如以经济学脉络而论,可说墨子在自苦中“以节流作为开源”,而荀子则是在礼仪繁饰中“以开源作为节流”。也就是说,荀子在经济论述中仍以礼作为终极价值去涉入,那是一种“裕民以政”的政治经济系统。在以礼为核心的经济论述中,荀子不仅梳理物质经济,更强调物质文明,他认为经济论述上的富足并不只是物质上的富足,还须涉入心灵上的富足。只要能够以富养民,而不仅是如墨子赋予天子以至庶民自苦俭约的义务,那么便能够充满生命驱力去裁万物而使资源源源不竭,在开源中富足,也就没有所谓“忧天下之不足”的问题。

  • 美德伦理学中的情感与理性

    分类: 哲学 >> 中国哲学 提交时间: 2024-07-01 合作期刊: 《管子学刊》

    摘要: 基于赫斯特豪斯对美德伦理学的界定,荀子伦理学可以被认定为一种美德伦理学。不过,荀子的美德伦理学并非一种理性主义美德伦理学。这是因为荀子的人性论具有复杂的结构,其中除了道德理性至少还应包括自然情欲与道德情感两个要素,因此荀子伦理学不应被视为一种理性主义美德伦理学。荀子的美德观念以其宇宙论作为基础,认为美德是基于“情”和“心为之择”两个基础条件而形成。情感与理性在荀子的美德伦理学中密不可分,基于“天生人成”的宇宙论共同成就美德。此外,荀子伦理学也提供了一种反思美德伦理学的独特视角。近年来,迈克·斯洛特提出了美德伦理学的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在荀子伦理学中是不成立的。

  • 自私非“恶”:小议与韩非子的人性论

    分类: 哲学 >> 中国哲学 提交时间: 2024-09-04 合作期刊: 《临沂大学学报》

    摘要:荀子和韩非子关于人性的观点往往被贴上“性恶论”的标签并受到贬斥。然而荀、韩论人性,不过是指出了人具有好利恶害、自私自利的特性,但这种特性本身并不是一种与道德之“善”相对立的“恶”。先秦哲学家所说的“恶”未必具有今人深受西方形而上学影响而根深蒂固的善恶范畴对立之“恶”的意义。从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观来看,所谓善恶只是相对的、程度不同的价值,未必是两个绝对对立的范畴实体。好利恶害、自私自利不仅不是“恶”,而且还可以说是“小善”“次善”,是由近及远、由低向高推导出大德大善的基础。确认自私不是“恶”,不仅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也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先秦时期伦理道德观念特质的理解。